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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人权条款宪法解释的中国意义(节选)

2017-04-20 17:31:00   来源:   
  宪法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势必会带来基本权利理论的重构,其主要集中于下述几点:
 
  (一)基本权利主体的扩张
 
  在中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规定中,几乎所有的基本权利主体都明确表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对此学者们也一直都存有争议。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则为基本权利主体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性,即宪法中基本权利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是“所有人”,即使是外国人、无国籍人亦应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当然,对这部分主体享有基本权利并非毫无限制,此种限制亦应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但总体而言,这部分人可以通过“人权条款”而并不必然被排斥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之外,而基本权利主体的扩张在德国亦有先例,德国基本法中规定了很多由“德国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如集会自由等,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追溯至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一般行为自由”而将这部分权利扩展至“所有人”,这似乎可兹借鉴。
 
  (二)国家的保护义务
 
  尽管在诸多的基本权利条款中,我国宪法都有“国家保护……”或者“国家和社会保障……”的字眼在内,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却为建构国家的保护义务提供了真正的基石。“国家保护”不应再只是空洞的字眼,而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国家保护义务一方面要求国家建构起享有基本权利所必须的设施和制度(如受教育权的享有就要求国家提供相应的学校设施、并建立起平等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积极干预到私人侵犯基本权利的情形中,此种国家保护义务亦是随时宪法功能变迁自出现的结果,宪法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处理国家-私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而是将其辐射影响扩展至私人之间,承载着社会价值整合的功能,这与“客观价值秩序”和“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都是相伴产生的,国家应通过自己的行为积极干预到私人之间的纠纷中,从而塑造起辐射整个社会的价值秩序。
 
  (三)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
 
  在宪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权利入宪”的呼声,比如“隐私权”等权利,很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宪法上的保护,在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外存在着“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如何判断哪些权利属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其标准一直是难点所在。“人权条款”的宪法解释亦可为此提供消极的判断标准,即作为人权核心内容的“尊严和自由”可成为判断某项权利是否属于“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标准,凡是能够指向“人之尊严”和人的“一般行为自由”的权利都可作为基本权利加以保护,这样即可避免基本权利条款的无限制扩张,并可避免将某项权利任意解释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造成基本权利的滥觞。
 
  (四)基本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
 
  当基本权利被赋予“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时,则基本权利的效力就突破公权力领域,而进入到私人领域,因此,私人之间基本权利的冲突便成为宪法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价值之间的权衡也就成为困扰宪法教义学的棘手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两造之间的宪法权益甚至是难以取舍的,这就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宪法理论或者说基本权利理论,从而呈现出宪法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使得价值衡量和基本权利冲突问题可以追溯至最根本的价值面向,而对“人权条款”的解释便具有此种功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解读”,中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要素”与“自由主义要素”可以相安无事,宪法很难是价值中立的,而宪法的价值面向又绝非事先决定的,毋宁说通过具体的案例不断被“解读”出来的。
 
  (五)宪法变迁的边界
 
  宪法文本的涵义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相应发生变化,在宪法文本不变的情况,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应社会环境的需求发生某种变化,属于“宪法变迁”的范畴。但宪法变迁并非是任意的,换言之,宪法解释虽然可随社会环境变化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宪法可以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共同生长,并保持其生命力,如美国宪法对“平等条款”的解释就经历了数度变迁,但宪法解释并非是毫无界限可言的,如果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明显歪曲了文本或者宪法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则宪法的性质必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进而引发宪法革命,如对宪法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人权条款”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我国宪法不得碰触的边界之一,从而成为宪法变迁的界限所在。
 
  (六)基本权利教义学的重新建构
 
  通过对“人权条款”的解释,可以重构中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就我国宪法而言,基本权利的教义学建构还远未到成熟的程度,无论是对宪法第51条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解释、还是对我们国家宪法如何掌握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度等核心问题都难有令人满意的理论解读。而人权条款的解释可以成为建构我们国家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的起点,从而对基本权利理论中的诸多问题,如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特征、国家的保护义务、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基本权利的限制等问题在“人权条款”的指引下得到完善,使人权条款的解释成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的基点。
 
  (作者是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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