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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人权观之我见

2016-11-01 15:10:2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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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特色人权观之我见

刘海年

2016年10月

  研究和践行中国特色人权观,对于进一步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完善人权保障制度,加强人权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人权保障事业,都是重要的。

  一、中国特色人权观:概念与观念

  中国特色人权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或可称中国主题人权观。从词语说,它是人权概念与观念的结合。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对事物客观反映。观念即看法,是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人对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概括,属思想意识。同一对象概念与观念往往密切联系,但不可混淆。如相混淆,理论上会带来混乱,实践中将造成危害。

  人权概念,就是指人的权利,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当享有的权利。此概念可分为主体与客体两个部分。主体是人,包括个人和个人的延伸——特定群体与民族以及国家;客体是权利,包括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主体与客体均为全称肯定判断。人权概念反映人权的普遍性。世界上不同制度的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律采用了人权这一概念。出于人的本性,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然和人为灾害共同防治,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中,对人权普遍性的内容,诸如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民族歧视、肆意诛杀、滥施酷刑,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都有规定,并为缔约国、参约国所认同。人权观念的特殊性是由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人群,都会产生不同的人权观。中国如此,美国如此,俄罗斯如此,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其他国家均如此,概莫能外。不同国家的人权观对人权的诠释,不乏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当成圭臬。中国特色人权观,是经几代人努力,吸纳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结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近代革命斗争历史和当代社会实际形成的,是人权普遍性和中国特殊人权文化的结合与统一。

  二、中国特色人权观:形成的背景

  人权概念是近代与人权观念一同从西方传入中国。不过,由于传播者和他们国家推行的人权与其观念言行不一,嘴上讲人权,行动上侵犯人权,使中国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疑惑。中国人民是从实践中领悟了人权的精邃,进而通过亲身斗争争得到了自己的人权。其实,关于重视人和人的权利的思想在中国早已产生,争取人的权利的斗争也早已开始并从未停止。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沿革看,自春秋末孔老夫子等思想家提出“仁”、“和”的观念,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重视,对人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重视。诸如关于“仁”:“仁者,人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个人与人的关系应是爱,“仁者,爱人” 。这种爱,首先从自身起,由近及远,由个人及群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又如关于“和”:“和为贵” ,“和则安” ,“协和万邦”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和谐,“天人合一”,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的血脉,也是现代中国人权对外交往话语权的丰富思想资源。

  1991年9月,中国人权考察团访问北美,在加拿大会见了参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汉夫莱先生。他称赞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参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代表张彭春先生,不僅以中国儒家中庸、和谐思想化解了各国代表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而且将“仁”的思想巧妙的融入宣言之中。《宣言》第一条“良心”一词,就是具体体现。另外,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展览大厅摆放的一块巨石上,赫然铭刻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儒家名言,也是有力的例证。

  人权的根本属性是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中国人民争取利益的斗争实践,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秦朝末年,面对统治者的暴政,陈胜、吴广率先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这样争取平等权利的口号下,发动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导致秦王朝覆灭。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个个王朝倾覆,除了几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数都是广大农民为争取权利进行艰巨斗争的结果。争取平等和权利,一直是中华民族反抗暴政和压迫的传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在坚船利炮威逼之下,背负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十数次割地赔款,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压迫剥削的奴隶。从1894年甲午战争,尤其1931年“9.18”,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我国真是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面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近代历史上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一直是动员人民、鼓舞人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口号。为变法改革牺牲的仁人志士如此,为推翻封建皇帝统治的辛亥革命先烈如此,为抵抗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此,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在不同战线上斗争的英雄军民也如此。正是因为此,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也正是如此,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写道:“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和白皮书的论断,是对一百多年来无数为人权奋斗的仁人志士的纪念,也是对今后继续完善人权保障这一崇高目标的昭示。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而深受鼓舞。

  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获得独立,标志着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失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第一次仁川登陆后,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与此同时,美国还派兵霸占我国台湾,不断派军舰入侵我国领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政府先后一百多次严正抗议,它完全置若罔闻。在美国主使下,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全面封锁,年轻的共和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生存面临严重威胁。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经济上得到发展,但由于领导人求之过急、过激,犯了“大跃进”、“共产风”的错误,后来又犯了更严重的“文化大革命”错误,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文革”结束,党和人民痛定思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82年宪法恢复了五四年宪法的基本精神,人权保障的内容得到充实。之后,于1999年、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我国宪法历史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来,尽管我们曾犯过错误,至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如何更好结合,有关人权保障发展如何更好,不少问题仍在解决之中。但我们的成就举世瞩目,即使对我心存敌意的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十八大至今,虽然时间不长,我国人权保障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扎扎实实新起色,现正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向新的目标迈进。

  上述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特色人权观形成的背景。

  三、中国特色人权观: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如前文指出,人权的主体是人,客体是权利,主体与客体均为全称,即指所有人的所有权利。国际人权法和我国宪法不少条款使用基本权利一词。按词义解释,基本即根本。人权领域的基本权利,是人的不可或缺的权利,即人无这些权利就不具有独立人格。国家无这些权利(主权)就不具有独立的国格。这表明基本权利比人的其他权利更加重要。各项人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发展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基本权利方面,有公民的人身权、人格尊严权、法律面前平等权;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公民住宅不受人侵犯,财产受法律保护;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公民有受教育权和义务,有劳动权和义务,有休息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规定内容是广泛的,涵盖了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生存权与发展权定为首要人权,是对我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深入讨论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生存权是一个综合概念。从人权的主体说,它包括个人生存,也包括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维持个人生命、生存需要,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国的历史经验,亚、非、拉诸多发展中国家被侵略受欺凌的历史,以及中亚和北非一些国家现实的悲惨遭遇都说明,民族不独立,国家主权被侵犯,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妄图从内部发动所谓颜色革命,颠覆我人民政权。美国至今是我国台湾不能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后台,是藏独、疆独分裂国家的支持者,港独势力滋生有其明显因素。我国东海钓鱼岛、南海诸多岛礁实际遭侵犯,也是美国在明里暗里支持。美国宣称: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自前苏联解体后,它奉行双重标准,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前,连续十数次亲自牵头或幕后策动在前人权委员会搞反华提案,至今仍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就所谓人权问题对我国抹黑。这一切都是遏制我们的举措,危害我国的生存,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此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应对气候变化、防治环境污染,提上了国际社会重要议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危及人类的命运与生存,也是我国更好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面临的严重问题。

  生存与发展是密切联系的。发展是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一切人权享有的基础和保障。针对我国实际,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起,发展经济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任凭风浪起,党和政府始终坚定地驾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一心一意谋发展,仅仅三十余年,便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并未忘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GDP僅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标准,到2015年,我国尚有约5500万人口尚待脱贫,如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尚待脱贫的人口更多。这都说明发展权的实现是历史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生存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仍是我国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牢牢抓住这一矛盾予以有效解决,并重视对和平权的维护,就能为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整个人权保障就能一步一步达到更高水平。

  四、中国特色人权观:主要因素和初步概括

  中国特色人权观,如何进一步提炼,以简明、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上述问题思考,以下因素应当予以重视。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和理念,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等蕴涵的深邃哲学内涵。其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结、民族感情,在近代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斗争中形成的不怕鬼、不信邪,坚持反侵略、反霸权的革命精神。其三,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实践,我国宪法和法律日臻完善。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依据宪法的法律,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将指导人民争取更大胜利。其四,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为人民充分享有人权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其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等外交原则基础上,我国提出了建立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建立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人权保障事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研究上述形成中国特色人权观诸因素,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相契合,试将中国特色人权观概括为:坚持人权普遍性与人权特殊性相统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遵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国际公约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重视维护和平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内,进一步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条件,让人们充分享有人权;对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权平等对话,坚持人权交流与合作,推进建设和谐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上只是学习人权理论对中国特色人权观的初步概括,如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本文目的就算达到了。

  习近平同志说,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包括中国特色人权观在内的中国人权保障制度,将随时代文明进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步履而发展。任何发展都不能墨守成规,而将伴随观念更新和对已有体制机制的突破。为使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更好发展,我们要一如既往,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中国实际,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时,注意去伪存真,吸纳益于我者,将人类历史进程的文明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如此,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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