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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全文)

2019-03-27 09:32:27   来源:新华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日发表《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年3月
 
  目录
 
  前言
 
  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
 
  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
 
  四、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五、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六、推进了各项事业发展
 
  七、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八、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九、促进了民族平等团结
 
  十、西藏发展进入新时代
 
  结束语
 
  前言
 
  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六十年一甲子,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六十年前的民主改革,对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是一次新生,意义非同寻常。
 
  六十年换了人间。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西藏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六十年创造美好。民主改革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建设美好家园,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
 
  六十年团结奋进。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中,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六十年伟大跨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社会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飞跃,西藏发展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文明进步的伟大跨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
 
  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上百万农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
 
  ——三大领主剥夺了农奴的一切权利
 
  旧西藏法律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农奴的人权被领主阶级所剥夺。地方政府完全被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又称“三大领主”)所掌控,各级官员由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担任。有的大贵族官员的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阶,十七八岁就可出任政府重要职务。中小贵族的子弟经俗官学校学习后,即可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僧官大部分由贵族出身的喇嘛担任。广大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
 
  ——三大领主共同掌握对农奴生杀予夺大权
 
  三大领主以野蛮、残酷的刑法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司法机构和法庭,除官府所设监狱外,每一个较大寺庙和贵族都设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进行判决、鞭挞、拷问,给农奴戴上镣铐、枷锁。大量藏文档案清晰记载着,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剥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几十种酷刑。拉萨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厦”,曾经是旧西藏拉萨的司法机构,被称为“人间地狱”,常借实施酷刑和屠杀之机,为噶厦地方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头、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
 
  ——三大领主集中占有以土地、牧场为主的生产资料
 
  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在西藏约330万克(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1克约合1亩)土地中,官家占有128.37万克,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44万克,贵族占有79.2万克,占有比例高达99.7%。边远地区有极少数的自耕农,占有约0.3%的耕地,大部分牧场也被牧主所控制。当时广大农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三大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和奴役极其残暴
 
  在领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强力保护。噶厦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内,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噶厦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还多次发布不准收留逃亡农奴的文告。三大领主依靠对土地的绝对占有,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农奴如果逃亡,就会被处以断足、鞭笞等惩罚。三大领主不仅对广大农奴进行人身控制,还通过乌拉差役对其进行残酷奴役,以和平解放前摄政达扎的达隆绛庄园为例: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所属农奴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计81人,全年共支内差11826天,外差9440天,内外差共计21266天,每个劳动力平均要支应262.5天的乌拉差役,约占全部劳动量的72%。
 
  ——三大领主对农奴进行野蛮的苛捐杂税盘剥
 
  在旧西藏,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对广大农奴采取非人的压榨和剥削。仅噶厦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频繁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数的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爷爷的爷爷欠下的债,爸爸的爸爸没有还清,到了儿子的儿子那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完。”根据1959年至1960年民主改革的统计,西藏共废除高利贷1690万克粮(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1克约合14公斤),1400多万品藏银(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1品约合50两藏银)。如果与1958年西藏全年的粮食总产量1250万克相比,民主改革所废除的高利贷已经超过了一年粮食的总产量。
 
  ——三大领主利用宗教对社会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
 
  三大领主宣扬“极乐世界”和“来世幸福”控制农奴的精神思想,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运。1913年进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观在《入藏纪行》中写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们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达赖喇嘛为了挽救他们才课以重税。他们还认为今世如能减轻罪恶,来世就能幸福。”著名藏学家王森、王辅仁在《废除西藏喇嘛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一文中揭露:“从1958年到1959年春,仅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对于旧西藏的这种社会状态,1940年前来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有深入的观察,他在《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写道:“各级各等之人员,对于本身所属阶级视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极下贱者,亦甘之若饴。”三大领主垄断了精神文化生活,凡与其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思想文化,均被视为异端邪说。近代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揭露僧人的腐败与堕落,提倡藏传佛教改革,为噶厦地方政府所不容,遭到囚禁和迫害。
 
  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农奴制是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奴役形式,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还是从人权的保障角度来审视,农奴制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时至20世纪50年代,封建农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离人类历史发展潮流。这样一种制度是文明的耻辱,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农奴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存在过。近代以后,随着新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奴隶制、农奴制已被认为是落后过时的制度,废奴或废奴运动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敲响了奴隶制、农奴制灭亡的丧钟。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法国、英国、俄国、美国等陆续废除奴隶制、农奴制。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于1794年宣布废除奴隶制。1807年、1833年,英国先后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1861年,俄国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美国联邦政府凭借南北战争的胜利,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和强制劳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从大战硝烟中走出的世界,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人类社会的崇高追求。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56年,联合国专门通过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实际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渐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废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伊始,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195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新疆彻底废除了残余的封建农奴制(伯克制)。1956年开始,甘肃、四川、青海等省藏区也陆续进行民主改革。在云南,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于1956年废除了傈僳族、景颇族、佤族的家长奴隶制和永宁摩梭人的奴隶制,1958年又废除了宁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迪庆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省凉山彝族聚居区开展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废除农奴制已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然而,此时的西藏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受到严重阻碍。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农业仍停滞在粗放耕作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普遍使用木制农具,平均产量仅有种子的四五倍,与几百年前无多大区别。绝大部分吃、穿、用品都要靠个体或庄园的手工生产,毫无社会生机和活力。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已经与劳动主体形成尖锐矛盾和对立
 
  农奴主通过剥削农奴攫取的社会财富,除供养僧俗官员和蓄养奴仆外,其余的全部用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耗费。农奴辛勤劳作的成果被农奴主残酷剥夺,深陷饥寒交迫的悲苦境地,失去了生活能力,不得不反抗和逃亡。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了现代科技文化的传播发展
 
  由三大领主把控的西藏地方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神权迷信,反对科学,严重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运用。尽管统治集团也曾派贵族子弟到国外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但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自身享用,并不是为了学习先进,倡导科学。
 
  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努力下,西藏结束了内部长期混乱和纷争,初步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气象,发生新变化。按照《十七条协议》,1951年10月解放军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军区,担负起保卫国家边疆的任务。中央通过设立西藏工作委员会在拉萨及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并开展工作。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同时存在着噶厦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和极为宽容的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爱国上层人士,耐心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自我改革。同时,针对西藏长期受到神权统治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开展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六年不改”的工作方针,赢得了爱国上层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面对已经走到尽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不仅不思改革,还极力维护这一制度,他们担心改革不仅会使他们失去政教特权,还会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
 
  三大领主正是通过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聚敛了大量财富。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约合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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