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原则，既是一种政治观念，也是具体历史经验的产物。今天西方世界倡议的人权观，本质上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在西方人权观念的内涵中，更多是一种政治权利，是一个政治群体或个人免于受迫害的权利，是政治上的选择权，这是由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感受决定的。

 

　　16世纪以来，西方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民族主义组成的历史洪流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以及为免于政治迫害而进行的各类群体斗争。从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对各类犹太社区的迫害，到1572年法国圣巴托洛缪事件中极端天主教势力对新教团体的残酷迫害，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激进举动，到德国的俾斯麦政权对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持续打击，再到纳粹的种族主义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凡此种种，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运行法则是以反对政治迫害、破旧立新为中心，反对政治迫害既是西方的政治道德原则，也是真实的历史经验。

 

　　反观中国的人权观形成，同样源自于特殊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似乎很少从政治迫害的角度理解人权和政治。弃民于不顾，才是政治上最大的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是最高的政治德行，也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原则。对统治集团来说，仁爱思想既是基本素质要求，也是人权观念的核心，正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如果“其民困”，“则国之灭亡无日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涉及到所谓“人权”更多的是如何在政治上保民、安民，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我们没有发展出来以“反迫害”为基础的人权观念，也没有完全依赖于政治权利保障为核心构筑政治体系。用当下的经验来理解，中国讲的人权，更多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呼声”背后，是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权利在内的更综合、丰富的权利构成。

　　为什么中西方会形成如此不同的人权观念，这是一个极难解释的历史现象，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缠于此，重要的是它的当下意义，这些不同的观念主导着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发展逻辑。过去近百年，中国在一个先进的政党带领下，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重建政治秩序，巩固民生保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观和人权观。可是与此同时，西方的人权观，已经从一种集体经验和历史记忆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抽象的道德法则。这个转变，对内方面，影响了西方自己的政治建构实践和历史走向，例如在以新教思想和霍布斯主义为建国思想的美国，形成了以抽象的人权为基础的宪法体系，掀起了以“反虐”为核心的持久的左翼政治运动等。有些结果，创造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但有些则对内消耗了极高的政治成本，连特朗普都称自己遭受党派的“政治迫害”。对外方面，则主要是持续的人权输出以及对别国指手画脚，对今天的某些西方国家来说，他们似乎执拗于严重的“政治迫害妄想症”，将政治受迫害的妄想观念施加给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和外交领域持续评价、干预他国政治形式和社会形态。

　　二战以来，英美等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做出的类似“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不恰当的判断，部分就源自于深刻的政治迫害臆想症，用一种根深蒂固、先入为主的观念判断事物。当下西方，在西藏、新疆乃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奉行所谓的西方“人权”标准，干预中国的法律意志和政策实施。实际上基于上述逻辑，这背后西方可能是犯了“政治迫害臆想症”，也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这些做法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以西方人权观念为标尺解读中国，以观念曲解现象，尊奉先验的政治标准，丧失了实事求是观察和评价问题的能力，乃至于中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之后，他们还试图使用这些“狗皮膏药”一样的标签贴在中国身上，对中国过去数十年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集体选择性失明。为此，对于中西之间可能出现的更深刻持久的政治认知逆差，西方恐怕负有主要责任。

　　西方人权观的傲慢，还部分源自于背后所承载着一套所谓政治制度和处理问题的机制。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找了良好的机制去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议题，乃至于英国的“脱欧”议题等。对于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也许无须批判，但是我们一方面要清楚，这些机制是以保障政治权利为核心，是几乎不计后果的“集团”选择权。另一方面更要了解，这些处理西方自身问题的制度和理念，多数不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基数较大、地区差异显著、历史问题和族群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这种模式并没有特别成功的复制经验。当然这种模式更不适合中国，中国绝对不会因为一小部分人的选择权，而同意破坏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安全，无论以民主之名抑或以人权之名。

 

　　还是那句话，没有超越经验的人权观，这个经验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这不仅是从历史发展中反反复复试出来的，也是涉及最广泛人民群众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最现实、最紧要的政治关切。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