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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延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权的实现

2017-09-22 10:04:06   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   作者:齐延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权的实现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齐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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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于2017年3月21日通过的《食物权》(A/HRC/34/L.21)和《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的问题》(A/HRC/34/L.4/Rev.1)两份决议,首次载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源自中国文化的重大理念;第35届会议于2017年6月20日通过《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A/HRC/35/L.33/Rev.1),重申并确认了该理念,并首次将中国倡导的“发展促进人权”正式引入到国际人权进程中。人权理论体系、人权实践体系将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应对人类当下面临的困境而提出来的。

  这些困境包括人口剧增及食物与水的短缺、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传统道德伦理体系解构与道德滑坡、社会成碎片化分裂与区域对抗,以及亨廷顿教授预言的宗教与文明的冲突的蔓延与加剧。或许我们还需要在困境的清单上加上后果不可预测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一项。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构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单靠个别人、个别国家应对这些技术发展的可能难以控制的不利后果是不想象的。应对上述问题需要人类命运与共、携手前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权提供新的哲学基础。

  传统人权观是建立于西方本位、个体本位、自由本位基础之上的,在精神上是以人与人的对抗、人与国家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出发点的。传统人权哲学在现实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面前已捉襟见肘了,需要开阔其根基、提升其立意、延展其关怀。

  著名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白种民族迷恋于战争、掠夺和毁灭,欧洲人的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秉性正在将欧洲文明导向毁灭,唯一的出路在于借鉴东方智慧。中国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淬炼而成了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人际关系、身心观,对外来文化和异域文化持平等尊重的态度,主张多元文化和平共处、沟通对话,为人权新哲学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文化追求和而不同、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催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这一理念谋求人与人的和美共荣,谋求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谋求人与自然地琴瑟和鸣。这一理念将人权从对立、对抗精神中解放出来,它将赢得更为深厚开阔的哲学基础。

  第一,确立人权建设的“协调统合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东方人权观和西方人权观、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经社文权利的争论,要求各种观念从割裂对抗走向协调合作,要求各项人权彼此协调、均衡发展;无论是自由权,还是平等权,又抑或是同属于连带性人权的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其目的都是“以人为本”,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获得均衡关注,需要协调统合。

  第二,确立人权保障的“动态发展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东西方人权价值、标准、道路争论,凸显了人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它不仅要求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性,而且还要求把握人类自身和人类需求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动态变化过程,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看待人权理论和实践。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第三,确立人权事业的“求同存异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人权观和非西方人权观的争论,跳出了自由主义单一视野,立足于世界整体性发展,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它要求在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同时,积极履行国际人权法律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满足人的现实基本需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三、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权有赖于平等发展权的实现。

  发展促进人权,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发展本身是一项基本人权,发展又为整个人权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从国内看,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核心也是人。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核心意旨在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国际上看,国际冲突与争端的解决,国际环境与生态问题的解决,乃至宗教与文明冲突的舒缓与解决,均有赖于发展,核心是平等发展权的实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宗旨就是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建共享、共同繁荣,这不仅有助于各项人权的实现,也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这一高度上看待发展权,就不应将之被视为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就南北差距问题所提出的外交辞令,更不是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狭隘利益考虑而提出的人权工具。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在对人之本质和人之需求、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和平、对人类命运与人类永续等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人权是伴随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的。

  第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与进步,本质上有赖于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自由主义者面对建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上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曾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在面对当下英国脱欧纷争、美大选震荡不断、宗教族群种族冲突升级、难民问题、移民问题凸显、保守主义、右翼势力抬头等棘手问题时,这一论断不攻自破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与保障需要创新模式,需要开辟新的路径。

  第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与进步,本质上有赖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传统自由主义者也往往是人权原教旨主义者,常以固守自由权本位的第一代人权为荣,并以此确立人权的道德高地。在面对庞大的贫困数字、艾滋病蔓延、婴幼儿、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时,在面对众多国家因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停滞衰退并进而导致冲突四起、生灵涂炭、教育医疗民生体系崩溃时,这一人权的道德高地也就瞬间坍塌了。20多年前,中国就曾提出过各项人权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主张。在理论上,各项人权没有孰轻孰重之分,但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定有优先解决的事项。在贫困这一历史性问题仍然困扰着国际社会的今天,实现 免于贫困的权利就是人权的优先事项。今日中国集全国全社会之力实施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以发展促进人权,就为世界所瞩目、所赞赏。

  第三,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本质上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体系,在实现平等发展权基础上重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继续放任无道德、无原则的资本逐利,世界经济不可能繁荣健康;继续实行强权政治和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国际社会不可能和平安宁;继续推行西方文化优越论,人类文明不可能走出当下困境、实现永续发展;继续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民主模式,人权作为近300年特别是战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将失去动力。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生命力与特色,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主张以中国文化弥补传统人权、滋养传统人权、超越传统人权、开新传统人权,而不是压制与取代,更不是忽略其他文化。茨瓦特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权实现载体理论以及跨文化人权问题的研究,非常令人赞赏。伊斯兰文明、印度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源远流长,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在推进人权进步事业的过程中,也需要从中汲取灵感、智慧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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