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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平等权保障

2017-06-21 15:33:37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郑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平等权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  郑戈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平等权和自决权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自决权也出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的第一条,作为“第一人权”:“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里的人民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主要由主权国家来代表的人民。出于这样的理解,联合国的成员是平等的主权国家,这些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受侵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内部事务。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并且始终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机制来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平解决争端,并促进世界和平。但《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机制只是一种确保人类和平相处的底线机制,而不是促进人类共同福祉、防范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创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的机制。用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朗•富勒(Lon Fuller)的话来说,这种机制确保的是“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即底线规矩,非如此则人类难以和平共存。但它缺少一种追求美好前景的“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遵守联合国确立的最低标准的前提下追求更高目标的一种理论构想和政治担当。

  二、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全球事务(包括国际人权事业)中的自我角色定位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的核心理念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31日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写入了宪法序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抵御帝国主义干涉的防御性原则,是确保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平等权不受侵犯的底线原则。这些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当时的中国急需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正是因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这些原则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同意和支持,并且体现到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之中。

  第二个阶段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原则。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和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比,和平发展原则开始展现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进取、改变不公平的全球经济格局的担当。比如,在1982年10月22日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悭吝。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与扶持,才能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试图固化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个阶段,中国与亚非拉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变经济合作协定,主导缔造了上合组织等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经济合作机构。

  第三个阶段以习近平主席系统表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核心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对“和平共处”和“和平发展”原则的抛弃,而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发展。它试图激发出这些原则中包含的积极创造人类共同未来的潜质,使它们不再仅仅是防止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侵犯本国主权的防御性武器。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信息技术革命、金融市场全球化等实际已经将全人类的命运绑定在一起的客观事实以及其中蕴涵的巨大风险,如何避免殖民主义时代强国转嫁风险、攫取资源、通过国际分工将弱国固定在劣势地位的不公正局面,是我们当下必须思考和寻求解决之道的紧迫问题。中国并不打算借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来攫取霸权地位,而是邀请世界各国作为平等主体参与寻求答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自身的文明传统都将获得充分的尊重,因为中国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也不需要以牺牲本国的文明主体性为代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促进平等基础上的国家合作两个维度。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其中提到“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总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此后,在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共同发展并共同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为主要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身发展道路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或粉饰霸权主义扩张的借口。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首先,中国古典思想中一直存在“和而不同”以及“求大同,存小异”的观点。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世界,而各种迥然相异的主权国家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往和接触也正以史无前例的频率和强度而展开。为了避免使多元文明的频繁接触演变为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就要防止超级大国把自己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加给别的国家。孔子尝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个本来适用于人际交往的伦理法则也可以适用于国际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体现“和而不同”原则的概念,它抓住了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在此前提下寻求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合作模式。

  其次,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即“天下”观)中有以仁为本而不是以势为本的核心观念。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如何对待强国和弱国时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强国帮助弱国实现发展,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弱国,也有利于改善强国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并获得互利互助的伙伴。弱国参与没有霸权野心的强国所主导的国际合作,则在赢得自身发展机遇的同时得以抵御霸权国家的欺凌和压榨。这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说的“强者为所能为,弱者受所必受”形成鲜明对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来看,这种以仁为本、以德服众的中国传统观念是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需要以“仁”为根基。

  第三,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看重“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扶危济困思想。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向来看重对弱国、小国的帮助和扶持,而不是去攀附超级大国。即使在中国自身强大之后,这个初衷仍然没有改变。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6年12月1日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总计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除了经济援助之外,中国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技术援助,帮助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修建铁路、公路和水利、电力设施,帮助它们培育自身造血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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