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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熊晓琳: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7-01-09 14:03:46   来源:《红旗文稿》2017/1   作者:王丹 熊晓琳

  绿色发展,是党中央立足基本国情和“十三五”规划目标,审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发展理念的时代性探索,不仅清晰描绘了发展的生态底色,同时也指明了面向“十三五”目标加强生态治理、增强民生福祉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一、绿色发展契合了生态治理的现实诉求

  提出绿色发展是为了应对近年来我国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严峻的生态形势,是在问题导向下对发展理念的创新。推进绿色发展,有利于更好应对资源环境约束挑战,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全球生态安全。

  1.绿色发展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回应,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全面”,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协同发力,以更好满足人的各种方面需求。近年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形式日趋多样、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从追求物质生活到追求精神生活,从关心物质文明建设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从关心经济建设到关心政治建设,从关心人与社会发展到关心人、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目前,我们已经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承载逼近极限,已经构成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生态治理水平,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必须得到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厚植绿色发展优势、增强绿色发展动力,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底色。

  2.绿色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举措,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大计。建设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执政兴国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在人与自然和谐视阈下,绿色发展理念提出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举措,充分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精准着力点,目的是要打造科学合理的发展布局、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培育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实施、有序推进、同向驱动,补齐生态短板,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使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和更大进展,由蓝图变为现实。

  3.绿色发展有助于构建全球生态新秩序,更好服务全球生态安全。近年来,生态问题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生态治理、共建共享人类共有绿色家园已成为各国的统一行动,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新世纪以来,各个国家更加积极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蓬勃发展。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为尽快提振经济,纷纷将绿色确立为本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色调,加紧战略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加强制度保障,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美国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瞄准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低碳经济,发挥技术优势谋划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推出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欧盟加快建立节能型、环保型、绿色型、创新型经济,并积极出口绿色技术,旨在抢占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为了维持竞争优势,试图增设和提高绿色壁垒,为全球生态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走绿色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开展生态绿色外交和绿色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生态秩序和生态规则的变革与重构,促使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形成,提升全球生态安全水平,更好地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绿色发展创新了生态治理机制

  绿色发展理念在多个方面创新了生态治理的体制机制,这些制度创新将有助于进一步促使我国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改进生态治理方式、提升生态治理水平。

  1.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协同机制。多年来,由于缺乏综合性的法律法规,没有统一的规划及布局,不同地方在生态治理上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各个地方只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负责,导致地区生态治理出现“九龙治水”、“治而不愈”的问题。就同一地方而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加之土地、水利、环保等多个部门工作欠缺衔接性和协调性,致使地方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无限需求与资源环境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断重蹈“一边投巨资、下大力搞治理,一边无序开发、造成破坏”的覆辙。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使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要以水定产、以水定城;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这些是对生态治理地区、区域、部门协同机制的创新,将更加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在生态治理中遇到的问题。

  2.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市场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生态治理遵循政府主导的单一推进机制,政府对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组织制定和实施生态治理政策计划,负责生态治理投资和监管。应该承认,这一机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是可行的、有效的。但随着生态治理进入深水区、生态治理难度显著加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有效推动生态治理事业的发展,生态治理效率低下与公众对生态治理要求失衡的问题逐渐显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够高、生态治理的投资有限。

  生态治理,看似是资源环境问题,其背后实质也是经济问题,既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和聚集生态治理资本上的优势,驱动绿色产业、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有序开放开采权,改革能源使用机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资源使用权及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构建投融资机制,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将有助于构建和完善生态治理的市场机制,拓宽生态问题解决及生态事业发展的渠道,有效补充政府主导机制的短板和不足。

  3.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了生态治理考核评价机制。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从现实来看,将有助于揭示和反映领导干部任职期内自然资源资产是否有序开发、节约集约利用,是否存在严重损失浪费、重大生态破坏的污染环境等问题;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生态治理资金筹集及使用、重大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从长远来看,将促使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严守生态红线,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更加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在绿色发展中推进生态治理增进民生福祉

  绿色发展理念将保护和生态治理纳入到发展体系,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发展的生态导向。接下来,应使理念意义上的绿色发展付诸实践、真正接地气,在绿色发展中加强生态治理,更好地维护人民生态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1.营造绿色发展氛围,促进生态参与,优化生态治理格局。首先,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生态治理顶层设计,深化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和完善以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划定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能源安全体系,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其次,媒体应加大对违背绿色发展理念企业、公众道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曝光,同时,对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行为加大宣传力度,树立绿色发展典范。

  再次,企业、公民、民间环保组织等,应利用政府搭建的平台建言献策,形成加强和改进生态治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努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构建高水平、全覆盖、管理科学、运转有效的生态治理体系。

  2.发展绿色经济,培育绿色发展新业态,增强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既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必须借助绿色产业、绿色经济才能实现。人民所需要的生态产品,可分为必需型和一般型两类:必需型生态产品,就是指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无公害的食品,这些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福祉,是老百姓健康生活的保证、幸福生活的前提。提供必需型生态产品,有赖于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有赖于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践行。一般型生态产品的供给,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绿色经济。政府要从财政、税收等方面加大对绿色发展新业态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传统产业跳出产业局限和壁垒,顺应快速发展的产业技术革命趋势,依靠绿色技术主动升级改造,推动行业、产业实现绿色清洁生产。将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建立绿色产业大数据库、绿色产业智库,发展绿色金融,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和智能消费体系,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贸易、绿色消费发展。

  3.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创设绿色发展国际环境。一是从全球和战略的高度,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承担节能减排的国家责任,作出生态治理国家自主贡献。

  二是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加强与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或组织在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创新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生态治理体制和机制,构建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治理规则、形成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共同打造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

  三是着力搭建地区性、全球性生态治理互动平台,开展科学技术交流、政策对话和项目实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合理引进发达国家绿色技术装备和服务模式,借鉴其在绿色产业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链、价值链,在绿色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全面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绿色发展所追求的不是经济社会单向度的发展,而是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发展,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本文系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项目号:16JDSZK004]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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