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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伟 刘欣: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016-07-05 09:07:55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黄承伟 刘欣

  [关键词]中国扶贫思想;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3-0063-06

  [收稿日期]2016-05-11

  [作者简介]黄承伟,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欣,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六十多年的反贫困历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减贫成就,并在长期扶贫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中国扶贫开发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历代最高领导人立足国内扶贫开发实践,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

  追溯和讨论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并提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通过对劳动者贫困化的关注,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不同等级中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和冲突,并站在劳动者的立场试图揭露贫困的真实原因,对“非人的生活”进行解释。[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社会财富减退、增进及繁荣达到顶点三种状态下工人的状况,提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2]马克思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异化,指出工人沦为机器和资本奴隶的命运与异化劳动分不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4]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5]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改变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和实践。面对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状态、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推翻三座大山、谋取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而农民贫困与革命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土地和农民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最主要问题。一方面,党的领导人把关心群众生活提高到了团结群众、组织群众、保障革命胜利的政治高度,将物质利益的人民性视为实现党领导群众的必要条件。[7]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系统分析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状况。在贫困根源上,他明确指出:“现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由已经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的。”[8]因此,“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9]“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10]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农民反贫困行动。早期中共领导人大都意识到平分土地对于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作用。“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11]因此,土地分配不均情况下,平分土地成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热切期盼。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就通过实行分田分地和轻徭薄赋,使贫困劳动者分享劳动成果,并试图从制度上消除贫富不均的根源。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指明了消除贫困的根本路径和方向,为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和实践以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生存问题为旨归,突出农村反贫困对于平等和公平的追求,并进一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贫困思想形成和实践。

  二、新中国扶贫思想的提出与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贫穷与落后的基本国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反贫困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合作化实现反贫困的战略构想,形成了对于贫困及缓解贫困的基本认识,即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分析中国的贫困问题,从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角度分析反贫困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反贫困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了一系列反贫困思想和主张。

  改变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局面,建立平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理念。在贫困及消除贫困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开始指引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2]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并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设想:“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3]随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即在几年内“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14]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尚未形成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系统认识,亦没有做出专门性的政策安排。但是,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广义的扶贫措施,逐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成效。而毛泽东基于当时国情的认识,解释了贫困问题的根源,确定了反贫困的奋斗目标以及消除贫困的步骤和战略,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农村反贫困工作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村反贫困建立了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尤其是其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及追求平等的反贫困实践,为邓小平等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思想,以及中国的扶贫开发积累了经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状态,国家发展面临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摆脱国家贫困面貌等重大现实问题,以及迅速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战略性失误造成的困难局面。从1978年开始,通过全面启动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农产品价格,赋予农民农业生产自主权,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体制改革释放出巨大减贫效应。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并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改变了以往救济、输血为主的扶贫方式。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确定贫困标准和重点扶持区域,安排专项资金,制定特殊支持政策,反贫困取得明显成效。这一阶段是邓小平深化共同富裕思想,确立中国扶贫思想体系的重要阶段。

  在扶贫战略目标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扶贫的战略目标。他认为,贫困同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是不相容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5]“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6]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即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18]邓小平主张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贫困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9]“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0]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对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性,主张用改革促进反贫困工作的开展。此外,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摆脱贫困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1]

  从1977到1993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总结了新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实践,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共同富裕思想,打破了过去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局限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观,以及单纯强调共同富裕对反贫困的思想禁锢。[22]他还首次提出了制度性贫困以及中国反贫困的总体战略,主张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对于贫困的实质、反贫困战略及对策措施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的扶贫思想体系。

  三、新中国扶贫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扶贫开发继续深入推进。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完善中国扶贫思想内容、体系,突出表现在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对扶贫策略、扶贫主体、扶贫模式等具体问题的深刻阐述。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下个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同时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23]结合“三个代表”思想,江泽民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24]因此,在农村组织扶贫开发,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25]在扶贫策略方面,江泽民强调,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加快发展教育,推广适用技术,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要把农业的基础打牢。[26]江泽民还提出,“必须把扶贫资金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减少一切可能消耗扶贫资金的中间环节。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27]扶贫瞄准对象由贫困地区转变为贫困人口,推动了中国农村扶贫战略的根本调整。在扶贫主体问题上,江泽民提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的“他扶”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扶”的有机统一。在扶贫路径和模式方面,江泽民重点强调了五个坚持,即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科技先行、坚持正确领导、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可持续发展等。[28]

  将农村扶贫开发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党的队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人权事业建设以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结合;将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与贫困地区全面开发相结合;将政府主导作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将政府扶贫开发责任与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相结合。这些既是江泽民有关扶贫开发的主要观点,也是这一阶段中国扶贫思想的时代特征。[29]江泽民系统回答了“为何扶”“扶谁”“谁扶”“怎么扶”等一系列扶贫开发的基本问题,促进了中国扶贫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开发式扶贫以及瞄准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的转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减贫实践和理论。

  从1977到2000年,在长期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带动下,经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计划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点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立足新世纪的广阔视野、全球视角以及中国实际,结合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新农村建设等理论思想,对中国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目标置于更广阔、更深刻的历史背景。[30]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胡锦涛在多个重要场合或讲话中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扶贫开发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同时,胡锦涛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论,并阐述了扶贫开发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即“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31]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以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为21世纪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目标方向。此外,胡锦涛在具体扶贫策略上坚持全方位扶贫开发的理念和政策,在农村视察和调研工作中始终强调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建立全方位帮扶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坚持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32]

  立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胡锦涛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扶贫思想,突出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赋予了反贫困新的内涵;构建和谐社会,开拓了反贫困新的路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描绘了反贫困新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彰显了反贫困新的战略。[33]这些是这一阶段中国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完善中国扶贫思想的重要贡献。

  四、新中国扶贫思想的丰富与创新

  2011年,第一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完成。一方面,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是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凸显、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等问题,依然是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核心、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习近平高度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并在一系列考察和重要讲话中对扶贫开发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和深刻阐述,形成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推动了中国扶贫思想的创新和丰富。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他在多次考察中反复强调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包括“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4]“扶贫开发是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35]等,强调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于当前国际反贫困趋势以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念,体现出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特点,既丰富了反贫困的行动内容,也将扶贫开发上升至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业。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对于党和国家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百年目标出发调整扶贫开发战略定位,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不仅体现出习近平对扶贫开发的高度重视,也进一步明确了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及脱贫攻坚的战略定位。

  习近平提出并系统阐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和方略,这是中国扶贫思想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习近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对扶贫问题的深入深邃思考。三年多来,习近平多次在贫困地区调研及其他重要场合提及“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11月3日至5日,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提出反对“一刀切”,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开展扶贫的工作思路。随后,习近平多次阐述精准扶贫:明确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阐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以及“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进一步提出“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基于对中国贫困现状以及新阶段扶贫任务转变的认识,习近平在一系列考察、讲话中还阐述了一系列扶贫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总之,习近平对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极端重要性以及脱贫攻坚战略定位的阐述,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提出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思想理念以及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突出贡献,赋予了中国扶贫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与特征,推动了中国扶贫思想的创新和丰富发展,也为当前及未来阶段中国的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

  五、简短小结

  新中国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过程中,提出并不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扶贫思想体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在各个阶段的扶贫探索中,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提出和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战略地位、战略途径、实施模式等具体问题,不断丰富和创新了中国扶贫思想体系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从理论溯源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是中国扶贫思想形成的基础,共同富裕贯穿扶贫思想体系的核心。从理论内容上看,扶贫开发理论或思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贫困的产生以及贫困的缓解和消除。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历届中国领导人针对贫困的产生、贫困现状以及中国开展扶贫开发的意义、主体、对象、目标、策略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相应观点和理念,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也推进了扶贫思想体系由奠基到发展,以至完善、创新的发展继替,以及中国扶贫理论和扶贫实践从追求平等、公平的救济式扶贫到促进区域发展、能力提升的开发式扶贫,再到嵌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扶贫和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理念方式的阶段性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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