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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2016-05-18 09:33:2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李君如

  书可以有序言,也可以没有序言。这本书尽管只有十几万字,但考虑到书的内容,还是需要一篇序言,把书中应该讲而又在各部分无法讲的内容放在这里先讲一下。这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小书。

  (一)

  “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谁说的?从这些话的语言风格看,显然是邓小平说的。确实,这是邓小平说的,或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中联部2015年9月8日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论坛上,我引用了邓小平这些语重心长的论断中的几句话。没有想到,这些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媒体把我在会上讲的一些话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一现象,说明邓小平的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设法联系上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我们见了面,聊得很开心,我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他们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写一本关于党的建设的小书,我答应了。书名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就定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这就是读者面前这本书的由来。

  (二)

  虽然写这本书的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句话的含义却不那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的事情”?什么叫“关键在党”?还是需要简要地讨论一下的。

  “中国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讲全、讲清楚,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讲。

  青年毛泽东说过:“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封建主义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是导致中国贫困落后的万恶之源,这样,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后来,他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分析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人要解决吃饭问题以及其他民生问题,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为革命胜利后解决吃饭等民生问题、为人民谋福利创造必备的条件。他提出的公式即“真理”是:“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后,邓小平在研究中国发展战略的时候,也运用这样的方法论,指出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他为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三步走”战略中,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用10年时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即解决穿衣吃饭问题。第二步则是再用10年时间“奔小康”,即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人均GDP 800美元,在此基础上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一些。“温饱”“小康”这些提法,都是着眼于民生问题。邓小平的设想是,经过这20年打基础,到21世纪就可以用50年时间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他提出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在我们总体上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之际,江泽民同志全面考察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50年时间里,划出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年的口号是: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常讲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之际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又把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追求,同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大目标。因此,今天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中,又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任务。在经济建设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社会建设方面,要致力于解决13亿多人民的民生问题,包括老百姓的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和扶贫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的事情”。

  但是,研究“中国的事情”,不仅要研究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是怎么实现这样的目标的。

  第一,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的。邓小平以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天,发展必须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发展新理念。

  第二,改革。改革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新时期的巨大成就都是改革带来的。在今天,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国防和军队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

  第三,稳定。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没有稳定的环境,就没有改革和发展。稳定包括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因此,能否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四,治理。实践告诉我们,解决所有的“中国的事情”,就是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国家发展起来前,矛盾不少,国家发展起来后,矛盾也不会少。老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老的矛盾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内外矛盾也会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复杂。于是,怎么样治理好中国,包括怎么样掌握和治理好政权、怎么样治理好社会、怎么样治理好市场包括企业等问题就突出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不仅要搞活,而且要治乱,治乱不能治死,治乱也是为了搞活。治理,就是要构建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

  这四个方面的举措,不是平列的。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保障,即改革、稳定都是为了发展。而治理则是通过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形成良性循环的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促使发展能够在改革的推动和稳定的保障下有序地推进。

  这些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而推进的发展、改革、稳定、治理,是不是“中国的事情”呢?毫无疑问,也是。

  这两类“中国的事情”,一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另一类是实现目标的举措。显然,这两类“中国的事情”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奋斗目标和实现举措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总起来,就是四个字:“伟大事业”。

  (三)

  对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领导好这一“伟大事业”,就要推进“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之所以说今天的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是因为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这一提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话语系统中,就出现了两个“伟大”。一个是“伟大事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另一个是“伟大工程”,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两个“伟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工程”,“伟大工程”必须围绕和服务于“伟大事业”。

  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伟大工程”的党的建设,在民主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就把它列为保证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要领导,就要加强自身建设。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来讲,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以抓一阵放一阵的事情,而是要常抓不怠、常抓不懈的大事。

  在党成为执政党之际和之后,毛泽东更重视党的建设。他在进城之前,就担心党在新的考验面前能不能顺利过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经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告,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实践告诉我们,执政党建设的难度要比没有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的建设更难。改革开放以来,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的起点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江泽民同志还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改变,强调在今天的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特别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党从掌握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党在今天一方面要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又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对外开放,这样,有的党员干部就会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背离党的根本宗旨,违背党的基本规矩,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甚至贪赃枉法,走向腐败。所以,加强执政党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

  这叫什么?就叫作“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四)

  由此决定了,“关键在党”这一论断,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和要求。这就是:

  第一,能否领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能否领导好中国的发展、改革、稳定、治理,关键在党。

  第二,能否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消除党自身肌体上的消极腐败现象,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也在党。

  应该看到,这两个“关键在党”,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关键在党”,讲的是“关键在党的领导”;后一个“关键在党”,讲的是“关键在党的建设”。

  这两个“关键”,在今天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要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党的领导的图谋;而要加强党的领导,除了要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外,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要解决好党内的问题,尤其是党的肌体的腐败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党的建设对于执政党来讲特别重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要驾驭好这两个“关键”,不仅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要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能力。如果用中医的理论来讲,前一种能力是“扶正”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是“祛邪”的能力。对于人体来说,既“扶正”又“祛邪”,就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如果用作战的语言来分类,前一种能力是攻击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是防御的能力。对于一支优秀的部队来说,有了这两方面的能力,就是一支攻能克、防能守的战无不胜的部队。对于我们今天的党来说,有了卓越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又有了坚强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能够无往而不胜,长期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应该讲,这两个方面的“能力”,也是辩证统一的。从一般意义上说,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是起主导作用的,要在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的同时,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党内问题不解决党就不能健康发展的时候,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要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主导的作用,党就要通过反腐败、拒风险,来赢得党心人心,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五)

  这样,我们就可以小结了。

  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把“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而要把这两个“伟大”结合起来、协调推进,就要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方面“能力”。在今天,在党面临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巨大考验的面前,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问题更加突出,也更加迫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实现党承担的“办好中国的事情”的任务。

  加强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叫什么?就是六个字:“全面从严治党”。

  经过这样的层层剖析,读者们可以体会到了吧?尽管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谈论的却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样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全书的逻辑也是这样展开的:我们从“治国”与“治党”的关系讲起,强调“治国必先治党”;然后根据国情和党情强调“治党务必从严”;紧接着,依据十八大后从严治党的实践,研究了反腐败斗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两场斗争,并回答了“在我们的体制下能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重大问题;接着,讲了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从严治吏,最重要的是要抓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建设;最后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和价值观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联系起来,落到“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上,即在全书最后三部分强调要“以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为重点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在全书简短的结束语中,又回过去强调:我们今天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中提出的问题,是正在实践中的课题。我们相信,实践在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会深化。但不管怎么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真理!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著作《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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