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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儿童友好社区:解析框架、典型案例与施策路径

2021-10-25 15:09:36   来源:《人权》2021年第3期   作者:周望 阳姗珊 陈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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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构建儿童友好社区,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整体版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随着“十四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儿童友好”的目标及内容,对应的理论研究要及时跟进。本研究以“公共空间—邻里关系”为解析框架,推导出探索参与型、交往聚集型、空间吸纳型、周边离散型这四类型态的儿童友好社区,并以T市H区4个社区为典型案例来呈现每一型态的现状特质。未来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三大施策路径包括:增设或改造儿童情感化的社区基础设施,广泛开展儿童游戏化参与的社区文化供给,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的组织协同与制度保障。

  关 键 词:儿童友好社区 公共空间 邻里关系 社区建设

  一、导论:迈向儿童友好的社区场景

  构建儿童友好社区,显著提升社区生态的儿童友好度和亲近度,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整体版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在学理论证方面,各类研究作品对儿童友好社区之于儿童权益、家庭生活、社区场景、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及丰富的论据。在实践推动方面,以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于2019年6月发起的首个儿童友好社区试点项目为代表,全国近百个城市各自在探索儿童友好社区的多样化模式。

  儿童友好之于社会治理绩效尤其是民众生活幸福感的巨大提升效用,已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相关治理主体都在倡导并力推相关政策方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于1996年首次提出“儿童友好城市”的理念,得到了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儿童为重点发布了《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强调城市规划首先应关注儿童所需要的相关概念、依据和技术策略。2020年9月,基于长期以来儿童和弱势群体在获得卫生、福祉和营养等服务方面的巨大缺口以及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这一双重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框架,提出加快以最边缘化和最弱势人群为优先的公共卫生努力;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新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及发展联合规划。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之下,实现儿童作为城市居民民主权利的回归,改善儿童空间弱势的形势,已经成为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城市规划实践、民生行动计划等领域中的焦点话题。

  中国的政策议程一直注重保障儿童权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儿童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及行动随之出台并展开。2019年4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关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合作倡议,向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政府贯彻儿童友好理念的政策决心和实际行动。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家庭、社区、服务机构这三大关键主体出发,协调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统筹建设。2021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让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得到更加充分保障。涵盖儿童成长全流程的关爱政策的频频出台以及重要举措的不断行进,不仅高度契合了国际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还充分证实了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历史性、客观性和必要性,展现出我国对于完善儿童保护与福利体系的不懈努力。

  构建儿童友好社区,一方面是对儿童生存与成长的有效保障。鉴于社区环境对儿童身体素质、情绪机能、社会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影响,“儿童友好”理念在社区一级的引入,能够实质性改变既有城乡社区规划中单一的成人视角,有助于维护儿童的空间权益及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化发展的展开,极大地化解儿童户外活动时间严重缩减、体质下降、独立移动发育迟缓、抗压能力差等问题。另一方面,构建儿童友好社区对于家庭和邻里关系具有专门的积极影响,儿童独立行动时的友谊关系可以直接或通过建立家庭间联系间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淀,从而为有可能分隔化的社区提供一个交往媒介,实现以儿童带动家庭、以家庭撬动社区,推动邻里互动与社区和谐发展。概括言之,儿童友好社区之于儿童权益、家庭生活、社区场景、社会资本、基层治理都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是构建普惠型城市空间权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2021年3月正式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出“儿童友好”的目标及内容,包括开展儿童友好城市示范、社区儿童之家建设、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和完善儿童公共服务设施等。其标示着儿童友好社区的构建任务,已然位列于中国城市治理总体布局中的关键座次。可以预见,更大规模的实践动作将会依次铺开,对应的理论研究自然也要及时跟进。

  现有关于儿童友好社区的种种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观点,但其偏向性亦很明显。就其内容而言,多数研究集中于社区公共空间设计规划等“硬件”,较少关注社区居民间日常交往等“软件”;就其方法而言,现存研究以理论倡导或规范探讨为主,个案分析法颇多,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方法则鲜见。研究工作的这些偏颇,制约了自身理论供给和政策输出的应有潜力。

  基于上述认知,本研究意图通过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构造更具解释力的学理框架、引入不同类型的案例、运用多元化的工具,尝试着在儿童友好社区构建过程中的解析框架、型态归类、施策路径等核心议题上,更好地回应理论凝练要求和实践操作需求。

  二、公共空间与邻里关系:儿童友好社区的解析框架及型态归类

  构建儿童友好社区,是从社区规划设计、更新营造等着手,思量如何为儿童打造一个更有安全感、更具活力和认同感的亲近环境。社区设施的社会属性,要求既需要达成物质空间层面的友好,亦需要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怀。而现有研究作品对于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路径偏好,总是固定于其中的某一单向方面,或是关注结构设计、场地塑造、功能规划等物理空间要素,或是关注人际网络、睦邻关系、情感互动等社会交往要素。

  在物理空间层面,部分学者基于宏观布局的视角阐明了土地利用、建筑结构、地块模式和街道模式等形态要素,是调整儿童友好社区公共场所的关键变量。社区的公共空间结构应根据儿童活动特点,从对象、纹理、形式和功能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和规划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突出社区公共领域环境特征可能被儿童感知、发现、塑造和使用的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了儿童能够独立自由地获取这些物质供应机会的重要性。部分学者从微观更新的视角出发,以宏观战略规划和政策法规为导向,展开交通路径设计、自然环境规划、社区户外空间更新等一系列探索,推动促进城市空间属性的转变。在社区公共空间的更新策略方面,部分学者关注儿童户外活动的安全性、场地塑造的趣味性、儿童形态的亲自然性,以及儿童引导的实际需求和精细化设计,旨在于能够确保儿童拥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权利的同时,营造出安全舒适、方便可达和寓教于乐的户外活动空间。

  在社会交往层面,学者们从双向影响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强调要关注社区交往和邻里情感互动对于儿童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应主动满足儿童天然具有的对所处社区的强烈探索和参与意愿;另一方面则强调儿童在社区公共空间内所生成的种种关联网络,将儿童视为促进家庭和社区发展、形成和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纽带。这具体包括:其一,儿童在建立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以及睦邻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在社区公共空间的频繁出现和互动,能够把家长“带出房间”“引入人群”,提升社区参与、邻里交往和相互信任;其二,家长能够通过儿童视野中的社区公共环境,增强对社区的理解;其三,允许和鼓励孩子与邻居和陌生人交往,可以培养儿童对邻里和居民的尊重,而对社区一直抱有积极态度的儿童,也可以从新的角度发现社区治理所存在的问题。

  在通览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社情,本研究尝试捏合这两大分支,将儿童友好社区定义为一个包括儿童居住、出行、玩耍和交往在内的兼顾物理空间术语和社会情感解读的综合体,其环境品质由公共空间外景和邻里关系内涵共同构成。在“公共空间-邻里关系”这一框架中,基于公共空间的环境维度、邻里关系的交往维度各自实然状态的不同而产生的交互作用,可推导出探索参与型、交往聚集型、空间吸纳型、周边离散型这四类型态的儿童友好社区。

  “探索参与型”社区处于公共空间与邻里关系耦合共生、相互促进的状态,两方以儿童自由流动、进入公共空间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循环为联结点而交织展开。该类社区不仅具备主题多样的空间形式、安全便捷的步行系统以及创意丰富的艺术元素,而且同时享有温馨和美的邻里关系与积极活跃的社区氛围。在此情况下,社区主动搭建儿童参与的组织与平台,大部分社区公共事务向包含儿童在内的居民群体开放。儿童在这类社区中能够对各种社区议题展开独立、自由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当中。

  “周边离散型”是与“探索参与型”相对的社区类型。这类社区空间的规模尺度、界面设计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儿童的特定需要,同时低质的空间环境又会对社区居民的交往互动产生消极作用。物理空间的缺陷及延伸性影响很有可能导致儿童无法产生对社区的依恋、认同与归属之感。由于社区内缺乏规模化或小体量的节点空间,社区居民也暂未在自发状态下形成互相联结的集聚组合,致使邻里关系淡漠,儿童往往只能去周边大型的活动场地,甚至勉强在非活动用地进行个体化、离散性的活动。

  “交往聚集型”社区是具有邻里关系传统与社区参与氛围的社区类型。该类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形态更新力度不足的问题,居民们只是通过习惯性社会互动去不断塑造记忆、情感与态度,累积汇聚形成他们共同的文化生活和集体共识。虽然儿童能够依托他们自发的群体活动与家长在社区的关系网络参与到社区空间中,但环境简陋、功能匮乏的社区空间无法为儿童的日常使用与主题活动提供舒适、亲和的场地。在邻里关系的拉力与公共空间的推力的两相制衡之下,自发的社会关系网络缺乏延续与发展的空间基础,邻里互动趋于冷淡。

  “空间吸纳型”是指空间品质优越,但缺乏传统邻里关系的社区类型,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代表。此类现代社区在物质层面基本上能够支持儿童的一般活动需要,但由于高密度环境下的个体“原子化”趋势,社区居民之间大多互动不足,由此可能带来邻里关系淡漠、社区精神丧失、自治精神缺乏等问题。虽然社区空间对儿童户外玩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空间的可及也为人们提供际遇和接触的机会,但这些交往普遍停留在照面、寒暄之类的初级行为层次,不足以在社区内产生较强的凝聚作用。

  三、儿童友好社区的典型案例调研与呈现

  (一)案例基本情况概述

  研究工作以典型性为准则去选择对应案例。作为一种非概率抽样,典型性案例研究方法是在众多案例中抽取一个正常或具有平均性的案例。在时间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能够有效地克服选择偏差,可以排除极端、反常或异常的案例,有助于识别或理解研究对象的关键要素。在儿童友好社区的探索参与型、交往聚集型、空间吸纳型、周边离散型这四类型态划分的基础上,我们为每个类型择取了对应的典型性案例。

  基于典型性案例要抽取一个正常或具有平均性案例的原则,在对T市H区的整体状况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网络资料搜寻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定TX、TS、J、F这四个在软硬件方面各具长短的社区作为案例对象。这些目标社区占据了H区半数的街道,涵盖老旧小区与商品房小区、封闭小区与开放小区等不同的社区类别,案例内部特征差异明显,具有较好的样本呈现性与调研便利性。这四个案例的资料丰富、边界清晰,很好地对应了四类型态的具体特点。

  TX社区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包括2个小区,22栋楼,常住人口数3510人。居民群体年龄跨度大,老年人和儿童的占比较大。该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不少购买该社区住房的居民是为了子女能够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平时工作繁忙,儿童主要的生活照料由拥有较多空闲时间的老年群体来承担。

  TS社区总面积0.26平方千米,共有物业小区、准物业小区、平房、邻街楼栋和非成套散片17个,划分为6个网格,居民3100余户,近9600人;辖区内还有市少儿图书馆、市老年基金会、市级出版社等企事业单位百余家。由于该社区下辖小区过多、面积过大,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辖区内的Q小区。该小区始建于2002年,以高层中小户型为主,是典型的商品房小区,集中了大量年轻人。

  J社区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目前社区总人数5924人,其中老年人1283人,青少年418人,社区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他们长期在共有产权房中生活。J社区也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过去拥有类型多样的文化活动,但随着活动开创初期参与人群的老龄化以及活动开展力度的减弱,许多活动陆续被取消,目前只保留了5支文化团队。

  F社区由27个小区构成,居民1378户,常住人口4008人。该社区所辖小区的楼栋入口直接在城区街道上,并且缺乏具有围合感的社区活动场所,是临街开放型小区的典型代表。不过,因其毗邻人民体育馆,该社区不少居民常年活跃于体育馆,频繁参与市政府和区政府主办的各类公益、文体活动。

  (二)案例测评

  研究工作综合采用现场勘测、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等多种方法,就4个社区在儿童友好方面的现状、特点进行调查、整理与评估。

  现场勘测主要针对样本社区公共空间的儿童友好度展开评价。其中,儿童活动方面的调查以观察、互动、场景拍摄等形式进行,空间外形的勘查以现场感受、儿童反馈、实地拍摄、尺度测量等形式进行。同时,结合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的词语描述等内容,汇总得出评价结果。按照“很不友好、不友好、一般、友好、非常友好”这5个层级,从多个维度对社区公共空间质量进行由1到5的赋值评价。

  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样本社区的邻里关系氛围及其他情况收集数据。前往4个社区中采用当面问答、当场回收的方式,以确保问卷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本研究先于2020年9月对问卷进行了两次预发放,以完善问卷的结构与题项。后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对问卷集中进行了四次正式的发放与回收,最终在4个社区共发放108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5份。

  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儿童友好及社区治理相关情况展开了解。通过对4个社区内的儿童和家长进行现场访谈,了解其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主观意向,以及通过访谈物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深入了解社区治理情况。

  1. 公共空间测评

  根据所获数据,将安全性、舒适性、可达性、趣味性、多功能性这5类指标下的具体评价数据加权后,可得出4个社区的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得分(见图1)。其中,TS社区的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得分为4.236,友好度最高;F社区和J社区的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的得分分别为1.730和2.816,需要进行优化;TX社区儿童友好度较高,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2. 邻里关系测评

  根据所获数据,得出4个社区的邻里关系儿童友好度得分(见图2)。TX社区和J社区的邻里关系儿童友好度得分较高,分别为3.280和3.242;TS社区和F社区的邻里关系儿童友好度得分偏低,分别为2.955和2.864,且两个社区均只有心理慰藉类的邻里交往得分能够达到3以上,物质支援类和行动照顾类得分情况相对较差。其中,TS社区在不同维度的得分差异最大,居民除了偶遇而产生的打招呼、闲谈、倾诉心事等利益牵扯力度较小的交往行为,对于与自己利益联系密切的物品借助或赠与、帮拿快递、接送小孩等交往行为则并不热情。这说明TS社区的人文关怀、凝聚力和认同感还需要培育,以进一步促进居民间日常交往行为的发生。四个社区在心理慰藉类的邻里交往中得分普遍较高,位于3.06~3.76的得分范畴;在物质支援类的邻里交往中得分普遍较低,除去TX社区能够达到3.04以外,其他三个社区的得分都在3以下并更为接近2。

  3. 典型个案归类

  结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汇总得出4个社区在公共空间质量和邻里关系氛围上的对比情况。由于公共空间友好度和邻里关系友好度的等级评价是根据1-5分进行划分的,3分以上表示儿童友好度较高,反之则意味着儿童友好度较低。将这一数据与解析框架相结合,可发现TX社区、TS社区、J社区、F社区分别对应探索参与型、空间吸纳型、交往聚集型和周边离散型(见图3)。

  (三)案例细描

  1. 空间塑造与社区倡导——探索参与型的TX社区

  TX社区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或者角落等小型空间,通过营建小尺度公共空间来承载公共行为和活动,如增加简单的休憩或活动设施,为儿童提供充足、多样的户内外活动空间,以及色彩鲜明的游戏设施、景观小品、墙绘或地绘等,使之更具有舒适性、趣味性、多功能性。在更新后的公共空间中发生交往的人群以老人、儿童以及带小孩的大人为主,他们多数集中在带有儿童游乐设施的活动场地和用“葡萄藤”装饰的凉亭,交往方式以聊天、玩耍、散步、遛狗、下棋、锻炼为主。在重塑社区日常生活及文化方面,TX社区推出了包括“邻居节”“我们一起过小年”等对社区传统节庆活动的重现或延续,以及一系列新型社会活动,以调动居民参与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特别是注重将居民的意见及参与嵌入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过程中。“小区门口活动场地的重建就是我们提的意见,整修后场地大了很多,我经常带我孙子过来这儿玩”。在促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管理之后,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社区活动、志愿服务的热情也普遍较高,邻里彼此熟识,线上也有党员群、老年人群、家长群等社群网络,“邻居节”等社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社区居民的互动氛围良好。“我们搞活动从来不缺人,只要活动在群里一发,大家看到了没事就来了”。

  TX社区作为典型的老旧社区,注重在社区公共空间本质属性的更新中将物质空间与社会意义相结合。在考虑物质空间的改善和提升的同时,其也通过一系列极具参与性、实效性、创新性、融入性的社会活动塑造居民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TX社区品质良好的空间环境是影响儿童行为活动发生频率的主要因素,舒适而有趣的户外环境可以吸引儿童走出家门去开展户外活动。伴随着户外活动人群的增加,TX社区的整体空间活力得到提升,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儿童参与进来。儿童在自由流动和邻里关系的过程中产生行为效能,从而加强居民间的日常联系,实现居民之间对功利性和情感性的共享。这能够驱使TX社区居民在建立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方面的思维观念、行为态度的转变,从而积极投入社区事务中并促进社区物质环境的再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空间形态更新的停滞——交往聚集型的J社区J社区存在服务功能欠缺、空间环境质量低下、社区景观缺乏、道路空间阻塞等问题,现存的多数设施在长期使用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破损问题。这对J社区安全性风貌的侵蚀尤为突出。无序停放的机动车不仅严重堵塞了社区生命通道,占用了儿童活动空间,而且社区内道路系统不完善,不能做到人车分流,导致儿童在社区中的活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儿童基本通勤道路的路面情况、交通设施及监控设备配备较差,机动车挤占行人空间,人行与车行隔离方式不适宜,导致儿童骑行安全度大大下降。因此,虽然周边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小餐饮业态的存在使得J社区具有了全时活力,但其整体安全系数评价比较低。J社区在更新过程中也缺乏对空间趣味性的考量。虽然其活动空间较大且开放,且空间内分布有少量木制靠椅,但以灰白色的墙体背景为主,缺少色彩明亮的布景设计,活动场地氛围比较沉闷单调。J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仍待升级,居委会各类活动的组织能力也有待提高。不过,J社区居民生活圈较为完备,生活气息浓郁,居民时常聚集在自家商铺门口聊天,内部菜市场也极大地延伸了邻里交往的场所,促进了居民间的交流互动。“我们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也没人来通知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坐在楼下这里,和几个关系好的朋友聊天”。

  当儿童长期无法在居所及其附近活动时找到一个功能全面的、适合各个年龄段进行娱乐、学习、交往的空间时,J社区传统的邻里交往模式也会趋于弱化,进而呈现出居民安全感不高、生活气息渐淡以及归属感不强等问题。事实上,社区更新的渐进过程既包括空间本体改造的阶段性,也应当依据居民持续增长和变化的生活需求逐步完善社区内部功能。内部功能的完善会作用于居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因此,增强物质空间环境的功能性改造和情感性延续就成为J社区更新的核心要义。质言之,要想可持续地激发、拓展以儿童为纽带的交往机会和行为,在社区环境建设方面也需要营造尺度合理的公共空间,结合儿童高频率活动场所,预留儿童的活动空间,增强儿童的地域归属感,最终实现“交往聚集型”社区向“探索参与型”社区的转化。

  3. 交往层次上升的瓶颈——空间吸纳型的TS社区

  TS社区中Q小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的总体状况优于其他三个社区。其路面平整,景观质量较优,十分适宜步行;活动空间形式丰富,具备功能分区,融入艺术要素,亲近自然,对儿童的吸引力较强。不过也要注意的是,Q小区作为现代典型的商品房社区,开发商为满足和吸引足够的消费眼球,注重在景观形态设计上展开各种新潮营建,但有时过于追求观赏性、高档化的指标效果,容易造成景观环境设计的华而不实。而且,Q小区高层住宅利用叠加竖向的居住空间满足了人们对居住的需求,却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空间和肌理的连续和统一,高楼、门禁与日常紧闭的房门区隔了居民的生活圈,居民交往氛围比较冷淡。居民交往形式多以熟人之间见面打招呼、闲聊为主,但熟人关系的构建在较大的商品房小区中也十分困难。“我们办活动或者有什么通知,主要是跟那些经常来的居民联系比较多,整体上参与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显而易见的是,社区儿童行为活动发生的频率与社区物理层面的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相关性,但这并非是活动能够发生、空间被需要的根本原因。社区公共空间承载着儿童活动的物质性需要与情感性偏好,只有平衡儿童行为活动空间中的价值体系才能真正促进儿童的行为活动并提升儿童的情感体验。社区居民生活空间、工作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情感心理空间的相互割裂主要存在于类似于Q小区这样的商品房小区。相比于其他三个社区,其邻里互动频率偏低,邻里交往也呈现表面化、浅层次化的特点,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亦无法感受到社区人文精神和友爱氛围。因此,以Q小区为代表的TS社区应首先注重邻里关系的维系,将社会交往融入空间环境的建构之中,逐步促进抽象的物化空间向有情感的人化空间转化,使社区成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场所,这也是该类社区向“双向吸纳型”社区转化的方向。

  4. 空间转移与广场文化——周边离散型的F社区

  以上三个社区活动场地均分布在住区中心,并采用了围合式设计。但对于临街开放型的F社区而言,儿童的主要活动场地采取周边式的设计,需要儿童穿过城市干道才能到达。周边广场空间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F社区室外活动空间匮乏的状况,丰富了社区的空间形态,为居民提供了一个物质环境良好的交往平台。但由于街道各类监控设备和机非护栏等设施配备不齐全,儿童出行和骑行存在安全隐患。F社区所形成的邻里关系也与其开放式社区形态密切相关,各楼栋大门直接通往街道,居民走出家门后直接进入户外的、有上百户人共享的公共领域。因此,过多强调广场活动而忽视偶遇交往和邻里共享是F社区经常出现的问题。

  广场作为社会交往的共享空间具有承载公共活动的作用,在周围社区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价值。一方面,广场在居住区中具备显著的功能特征,其对于儿童而言具有作为重要地标的醒目性、象征性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但另一方面,过于明确的功能特征、主题个性和空间尺度使得广场的公共活动和居住之间严重剥离。这主要表现为完整的几何形态和明显的边界限定,使其与周边的建筑群缺乏柔和的边界加以过渡。在邻里交往体系中,广场文化代表了最大社区范围的社会性群体交往。F社区居民可以在广场上实现社会性的主题活动,但社区居民直接从一户独享的私密空间跳跃到大型公共场地,缺乏微小层级的过渡,整个邻里交往的体系缺少了中间环节,邻里关系的衔接容易产生陌生感,从而导致邻里之间的疏远。在居民空间权属感缺失和邻里交往弱化的现实情况下,F社区亟须在街道拓展有序列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以及设计安全连续的儿童出行路径,从多维角度构建儿童友好社区。

  四、基于“公共空间-邻里关系”框架的儿童友好社区施策路径

  基于“公共空间-邻里关系”这一框架,本研究将完善场所空间与发展社区文化,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主导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两大技术性推进路径。前者为居民提供际遇和接触的可能及形式,是社区人际交往和事务参与的基础,涵盖了安全性、舒适性、可达性等基础性物质功能,以及亲密性、趣味性等更浓烈的儿童情感色彩渲染;后者则为更广泛的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构筑内在联结,是以儿童为主旋律的全方位文化自觉升阶。以此为基础,从组织协同和制度保障这一政策支撑路径予以“双重助力”。

  在场所空间与社区文化的交互耦合作用下,儿童友好社区的发展即以这两方属性为双链条支撑,通过两者的相互间紧密协力、彼此缠绕螺旋上升:首先,考虑到空间环境对于儿童友好社区的基础支撑与先导意义,以及其更易在短时间内实现的情况,应空间先行,搭建文化氛围向深层营造的场域与机遇;其次,鉴于社区文化内生的动员力与可持续性,应及时推进文化建设,发挥其再造空间的现实力量。二者在不断外扩打开社区建设及社会治理局面的过程中,对向增益,持续深化其交互耦合关系,形成收敛之力,从而直接推动社区儿童友好度的循环升华。而这些技术性行动,需要在强有力的组织协同和制度保障的双重支撑下,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

  (一)设施更新路径:增设或改造儿童情感化的社区基础设施

  1.外部衔接:塑造汇聚儿童的街道空间

  著名城市研究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提出,街道的交往功能能够让居民遇见、产生“微小的接触”,最终形成相互尊重、信任、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儿童活动提供潜在的“看护眼”,并使之得到有关公共责任的体验。而发挥出这些益处的关键,就在于重塑街道空间、吸引儿童前来活动和逗留。在社区营造、老旧小区更新等城市建设活动中,政府职能部门要将相关硬件的儿童友好性作为着力方向、主要内容及指标,通过强化空间的趣味性、陪伴感等情感化特色,增添创意墙绘、引导标识及其他趣味元素以丰富街道景观,适当增设休憩座椅、绿林小道等,增加居民带领儿童留驻街道展开休闲活动的可能性。

  另外,针对一些空间友好度不佳的社区在活动场所缺失、资金严重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可发挥其位于公共服务网络密集区的优势条件,采取复合利用公共设施的策略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如学校部分室外活动空间面向居民开放共享,社区服务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中开辟儿童游戏空间等。在条件成熟时,还应考虑将这种超越社区范畴的社会性群体文化与本社区内部空间相接洽,为社区成员互动关系的增进提供更为密切的固定化场所。

  2.内部优化:改进社区内景为儿童所用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区内部空间的优化同样重要,也涉及更多的方面。首先,针对社区内部的碎片空间,最大限度地拓展、整合社区现有空间资源,发掘内部闲置场地及其他可利用空间,在初步清理、建造的基础上,构建亲近儿童的多样化、可持续的夹缝自然意象,召集社区儿童参与认领园地及养护绿植的活动,从而变“废”为宝,改善社区绿化环境;其次,要建立“安全—连续—共生”的儿童嬉戏空间网络,有条件地对原有的儿童游乐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重新建造如沙坑、迷你篮球场等游戏活动场所,若条件有限则需保障社区周边活动空地在适当分隔下的安全、清洁,并增添趣味元素,丰富儿童游戏形式。

  (二)文化塑造路径:广泛开展儿童游戏化参与的社区文化供给

  1.关键载体:社区儿童活动及组织品牌的打造

  社区内部的儿童活动及组织是打造社区儿童友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创造多层次、多样化文化内容上具有极大意义。首先,要注意三类儿童友好社区活动的开展,分别是以儿童游戏为关键的亲子游乐活动、以儿童权益为目标的社区服务活动、以儿童参与为核心的社区改造活动。其次,要注意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区儿童组织,主要涉及有关儿童成长培育的专业化组织、居民自发组建的趣缘型组织与涉及公共事务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这三类。

  2.核心方法:游戏化儿童参与方法的应用

  “儿童参与”是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关键方法,它通过相应的社区活动及组织、社区空间改造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以儿童为主轴的社区文化升阶。为此,要探索建立涵盖需求表达、方案制定、决策公示、评估反馈这四个关键环节的全流程、常效的社区儿童参与机制。由于儿童在知识储备、认知及行为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及其在娱乐、探索、竞争等方面所特有的兴趣点与注意力,因而游戏化方式就成为构筑儿童参与场景的首选。这要求专业人士就社区重要议题进行游戏化的设计、转换,如通过单人版制图游戏收集儿童的日常出行路径、活动地点、活动内容与环境评价等,通过多人角色扮演就某一议题了解儿童独立决策的偏好。总之,游戏化儿童参与方式的应用具有极高的实操性,也能寓教于乐,培养儿童自主发展能力。

  (三)政策支撑路径: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的组织协同与制度保障

  作为微观地域范围内基层治理与人居生活的重要一级,社区具有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之间合理分工又有机配合之局面的潜力。发展并构建儿童友好社区,以维护儿童的社区公共空间权益为内核去提升社区环境品质和综合服务水平,能够形成一种以儿童为纽带、以家庭为支点、以社区为平台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十四五”期间,在相关规范标准、试点实践与专业机构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利好持续叠加的背景下,对于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各种技术性行动,还需在组织协同与制度保障这两个方面予以“双重助力”。

  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将儿童友好列进社区建设和治理政策体系中的“日程表”和“行动图”,主动担负起规划设计、组织协调、全面保障、监管评估等工作,并带动多方主体在规范化运行的同时迸发创新活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强化社区内组织协同,将儿童友好列为社区治理工作、各类参与主体职责的重要内容构成。在现有的党建引领、网格化划分的社区治理框架中,通过以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等社区机构为主体,依托区域化党建优势,积极协调辖区单位、群团组织和民政、妇联、教育、卫健等部门,以及吸纳社会公益组织、高等院校、专业机构、相关企业、志愿者等共同发力,同时注重家庭的回应与配合、发挥家长的主观能动性。贯通“政府—社区—家庭”的行为脉络,综合评估与统筹配置政府资源、社区特质、家庭责任,进而形成支撑儿童友好社区各项建设工作的坚实组织架构,带动最广泛的邻里社群力量一起投入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活动中。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各类制度保障,逐步建立健全儿童友好社区的制度体系。适时整合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划等,在诸如城市规划与建设、新住宅建造验收、老旧社区改造更新、社区治理等领域中,明确儿童友好社区的目标、原则、标准、投入、考核、督促等重要内容,以制度化方式推动建立权责清晰的跨部门组织架构、审慎完善的资金支持体系、协同有力的人才保障措施、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等,从而全方位、全流程地支持儿童友好社区真正落地到位。在注重对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经验的城市,在制度完善方面率先展开试点化探索,从而为优质制度体系的形成提供灵感、参考和素材。

  五、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如何构建儿童友好社区,基于“公共空间—邻里关系”这一解析框架,推导出探索参与型、空间吸纳型、交往聚集型、周边离散型这四类社区型态。这一学理框架的构造及提出,力图通过适度矫正既有研究偏重空间形态特征而忽视社区邻里交往体系构建价值的偏向性,进而为丰富儿童友好社区构建的理论模型谱系做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尝试。通过采取现场勘测、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工作对T市H区中四个社区所代表的类型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并从场所空间与社区文化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技术性拓进路径,以及所需的组织协同与制度保障等政策支持路径。

  综合来看,本研究对于构建儿童友好社区所可能会形成的参考和借鉴,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从社会属性维度增加儿童友好社区的构建内容,以及从儿童友好视角推动社区稳定作为居民的精神家园;二是指出社区间异质性要求因地制宜地展开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实践,尤其是依据社区本身的特质制订更加精细化的构建方案。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受调研资源和主观能力的限制,勘测、问卷、访谈的规模较为有限,对现实问题来龙去脉的挖掘、阐释还有所欠缺。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在更多案例拆解、更长时间追踪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构建儿童友好社区的通用性原则,以及“因区施策”、为部分社区量身定做一些特定的具体方法。

  【周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学博士;阳姗珊,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陈问天,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中心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情况研究”(63192202)、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政策试点机制研究”(AS2003)阶段性成果。】

Abstract:Building a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blueprint of Chinas urban renew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A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uts forward goals and contents friendly to children for the first time,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should be done in time.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public spaces-neighborhood relations”and summarizes four types of child-friendly communities:participation for exploration,gathering for communication,spatial absorption,and disassociation.Four communities in the H District of T City are used as typical cases to present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The three major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include adding or transforming emotional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for children,providing extensive community cultural supplies for childrens gamified participation,and proactively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Child-Friendly Community;Public Spaces;Neighborhood Relations;Commun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陆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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