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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一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卫战及其提出的人权思想——抗疫人权笔记六则

2020-08-24 11:28:05   来源:《人权》2020年第3期   作者:李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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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人类从未见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降临人间。在中国,在世界,防控疫情成为各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共同的主题。显然,疫情的暴发和防控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又超出了公共卫生问题的范畴。国家治理问题、外交问题、价值观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人权问题尤为引人关注。可以说,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保卫战,也是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完善和发展人权思想的契机。在抗击疫情期间,我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人权笔记。本来,这些笔记是供自己研究用的,选择六篇发表出来,也许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研究,推进我们人权思想的发展。

  一、抗疫彰显中国人权思想的优势

  新冠病毒肆虐武汉,中国蒙受大灾。中国抗疫的指导思想很明确,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要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中国抗疫的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从人权角度来说,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卫战。

  在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防控疫情的整个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所有决策和措施,包括中期实施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针和后期提出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方针等等,都体现了这一重要人权思想。比如:

  ——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仅组织专家团队搞清楚病原体,而且要求专家致力于搞清楚会不会“人传人”。

  ——为防控新冠病毒在武汉、湖北乃至于全国各地人群中传播扩散,果断决定对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实施“封城”措施。与此同时,在武汉城内各个社区和全国各地社区实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隔离措施。

  ——针对武汉和湖北医疗资源短缺,医务人员自身也被感染患病,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治,人民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状况,党和国家紧急调动军队和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以及医学专家驰援武汉,驰援湖北,人数达4万多人。

  ——为缓解武汉、湖北和全国各地出现的口罩、防护衣、呼吸机等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等紧急情况,保护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动员相关企业加班加点生产的同时,国家组织其他方面企业立即转产。

  ——为解决医院和病床短缺,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急需分开救治,抢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果断决定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建造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医院,并运用军队野战医院的模式改建一批方舱医院。

  ——在抗击疫情、救治患者的日日夜夜,最辛苦的是广大医务人员,从中央开始到各地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慰问这些“白衣天使”,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关心他们后方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为了帮助自我居家隔离的群众,解决他们的生活需求,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不仅登门了解,还努力提供服务,为居民们排忧解难。

  ——在抗疫最紧张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了一场又一场新闻发布会,天天如此,以最权威的形式,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信息告诉大家,向国内外媒体通报。

  ——对于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及来自群众的举报,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向全社会报告调查结果。

  ——纪检监察部门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于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那些作风散漫、一问三不知的干部,那些失职的干部,一一加以处罚。

  还可以列举很多,至少在这十个方面的决策或举措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贯穿于这些决策或举措之中的行动指南,就是: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的人权思想。

  我们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而又全方位地坚持这一人权思想,不是偶然的。对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说,尤为如此。一是因为我们党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懂得“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二是因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懂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一个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因为我们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懂得“民惟邦本”“人命大于天”,十分珍惜人的生命。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人权思想在经受这次疫情大考的时候,获得了14亿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从全局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的情况下,赢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胜利,归根到底,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靠的是14亿中国人民能够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从人权这个局部讲,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次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有力地彰显了中国人权思想的优势。

  二、人权思想研究的实验室

  这场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卫战,也是对中国和各个国家人权思想难得的大考。

  之所以说“难得”,因为自然科学为了避免干扰可以在真空里做实验,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真空的环境。社会活动不仅有思虑和激情的人参与在内,而且参与在内的人往往有对立的人群乃至于阶级,要揭示社会活动的规律非常不容易。这次防控疫情,尽管也有人为的因素在干扰,但它不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人与病毒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个援鄂医务人员说:“这个疾病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相当于你被敌人干掉了,连他长啥样都没见到,就这样感觉。”在这场斗争中,人类处于斗争的一方,新冠病毒处于斗争的另一方。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人权问题,可以比其他条件下更为客观。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告诉我们人类是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告诉我们人类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终极目的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可以说,这次大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权研究的社会实验室。我们可以在防控疫情中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人权问题和人权思想。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更能够使人懂得人类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什么才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从中国联防联控疫情开始,到中国鼎力支持全球抗击疫情,世界各国对中国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不断。但是,有些人对中国人权质疑的杂音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这次大疫的人权思想实验中,我们不可能把那些杂音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实验器中排除出去以形成一个真空的实验条件,但这些杂音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反面研究他们口中的人权有哪些致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受特别深刻,在新冠病毒向人类开战的时候,有些人不是把炮火对准人类的共同敌人病毒,而是从背后向正在同新冠病毒战斗的中国人民打冷枪。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社区群防群控,再到快速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疫情蔓延,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在中国抗疫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抹黑中国的人权保障——从“真正的东亚病夫”到各种各样对中国污名化言论,从“阴谋论”“信息隐瞒论”到“中国赔偿论”……

  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复杂,出一些奇谈怪论并不奇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不会因为某些人对它的“优惠”而给他们优惠,相反,新冠病毒倒是促使我们对究竟什么是人权,怎么从根本上尊重和保障人权,进行比以往更加深入的思考。人类的人权思想,是在灾难中成熟起来的。这次大疫大灾,也应该促进人权思想的深化和成熟。否则,我们也太对不起那些在抗疫中作出巨大贡献甚至牺牲的英雄了!

  三、从生命权与自由权的选择看自由主义人权观的致命问题

  在这次抗疫进程中,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还是像传统的自由主义人权观主张的那样,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成为各个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策时最为纠结的一件事。人权领域多年来的争论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论分歧,这次以最直接的也最尖锐的方式突显在我们面前。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抗疫的指导思想。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党和政府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举措。最突出的,一是对武汉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城”;二是在武汉城内和全国各个城镇实行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隔离措施。中国感染病学专家指出,遏制传染病流行的最佳举措就是通过人群隔离切断传染源。这是科学,也是维护人权。派出大量医务人员去救治患者,是维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把感染病毒的人群与没有患病的人群隔离开来,也是维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有些人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说这是侵犯公民自由行动的人权。于是,问题发生了,在新冠病毒肆虐人类的时候,究竟是应该把维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还是应该把维护人的自由权放在第一位?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是,把保障和维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这有什么错呢?

  有专家作过研究,凡是在疫情刚发生时对社区人群不采取严格隔离措施的,感染病毒致死的人就多。包括那些经济比我们发达,医疗卫生设施也比我们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只要不采取措施切断传染源,大多会沦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像我们一样采取果断的隔离措施呢?这里,有对病毒危害性的认识问题(如把新冠病毒看作是流感),有两党制或多党制制度下党派之间的相互牵制问题,有经济利益及其背后资本力量的作用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包括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提出、形成到不断演变有悠久的历史,也曾经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一思想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在社群主义人权观、国家主义人权观的质疑下,以及在社会主义人权观的斗争下,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其核心思想追求的是个人自由的权利,始终没有变。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是人权的出发点,自由是人权的核心,权利是人权的基石。凡是妨碍个人利益、限制自由行动的做法,都是侵犯人权。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仅仅为要不要戴口罩这样在我们看来非常小的事,西方许多国家都会在全社会包括领导层中发生争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这是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权利。而其结果就是感染病毒和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认为个人自由高于人的生命,是自由主义人权观致命的问题,或者说,自由主义人权观会“致命”。

  四、辩证地认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在抗疫进程中,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是中国这次抗疫成功的重要经验。我们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研究人权思想时,也必须辩证地认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当我们讲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时候,这里的“人”既是单数的人,也是复数的人。单数的人,就是个人。如果把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都理解为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那么,他人需要大家保护和救治的时候,谁来承担这一义务呢?显然,我们既要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要尊重和保护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因此,我们所讲的“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该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复数的“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由于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员,尊重和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就是尊重和保护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时,每一个个人又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他人和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还要准备奉献自己的自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治和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什么我们把这次驰援武汉的军地医务人员称为“最美逆行者”?就是因为他们在武汉封城后还要冒着有可能被感染病毒的风险逆行在去武汉的征途上。事实上,不仅是驰援武汉、湖北的军地医务人员是“最美逆行者”,武汉、湖北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战斗在抗击新冠病毒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是“最美逆行者”。因为,他们天天和新冠病毒短距离接触,天天冒着被病毒夺取生命的危险。

  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些“最美逆行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我们要格外尊重和保护。他们为了救治患者,准备牺牲自己,但我们不能让他牺牲。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都怀着对他们十分敬重的心情祝他们能够平平安安。上海《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细节,值得我们一读: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郑军华说:“在武汉工作的日子,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定期与前线视频连线,详细了解医疗救治进展、物资后勤保障、关切询问日常生活情况”。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也说:“虽然离家很久,却仿佛没离开过,有市委市政府作为家一般的大后方的支持,我们在前线义无反顾。后方做了最好的安排,照料了我们的家人,让前线战士没有后顾之忧!”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胡伟国说:“当我们抵达武汉时,城市犹如睡着了,看到的是医疗装备和物资不足的困境,看到的是一批批病危的重症患者”。最艰难时,最缺乏信心时,是市委市政府通过前方指挥部,予以前线充分的指导和关爱。为医疗设备、防护物资不足担忧时,一批批呼吸机、监护仪、防护服送来了;思念家乡、想念亲人时,一道道‘上海的味道’送来了;在疫区面对种种困难、情绪波动时,安抚紧绷情绪的心理医生派来了,等等。这篇报道让我们知道了地方党委是如何关心这些“最美逆行者”的,既让我们形象而又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党的领导,也让我们这些关心“最美逆行者”的人感受到无比的欣慰。既千方百计保护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又千方百计保护救治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全面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在这次全民抗击新冠病毒的进程中,不仅医务人员包括医学专家,还有广大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交通运输、医疗用品企业、金融等部门的干部职工,都为救治患者和切断病毒传染日夜奋斗。他们为维护广大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至于他们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是难免的。如果因为自己遇到某些不畅就责难他们,甚至全盘否定他们的奉献,也是不公道的。更不能用某些个人身上发生的问题抹杀全社会为尊重和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所作出的贡献。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人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有人贪生怕死、苟且偷安,甚至在外敌入侵时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甘当臭名昭著的汉奸。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用诸如此类懦夫的行为、汉奸的罪行来玷污“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一崇高的人权思想。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理解个人在对待生命权和健康权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就是不能只强调个人而不顾及广大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综上所述,对于“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定要辩证地加以理解,正确认识“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决不能用个人主义价值观曲解“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五、辩证地认识人有权享有的生命和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早已写在《世界人权宣言》之中。但在人权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人的生命和自由这两项基本人权的关系如何处理,历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疫情大暴发过程中,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最大。因此,我们不仅要辩证地理解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还要辩证地理解人有权享有的生命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都是人所追求的基本人权,我们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权,也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对此,我们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强调某一方面权利,但这决不等于要否定另一方面权利。我们在抗疫过程中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并非要否定人的自由,而是在安全的环境中让大家享受健康和自由,保证大家能够健康地自由地生活。同样,我们尊重别的国家强调和选择个人自由,但作出这样选择的国家及其政客也不要抹黑我们对人民群众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以及我们为人民群众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应该讲,在一般情况下,在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这两项基本人权的相互关系中,人的生命是必要的前提。若无人的生命,何来人的自由?显然,要实现人的自由,首先要保障人的生命。我们面对致人于死命的新冠病毒,唯有先全力抗击疫情,保护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在抗击疫情时,确定人群不会受到伤害的自由活动环境。这是对人民最负责的正确决策。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十分珍惜人的生命。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如此。共产党人不仅对自己的战士,对人民群众,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生命,即使是对战场上的敌人也实行“缴枪不杀”的原则。毛泽东说过:“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还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的生命的情况下,唯有先争取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自由。多少先烈为了自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外国有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中国有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为自由而作出的牺牲无比崇高,让人敬仰。正如毛泽东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文中所写下的:“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如同人的生命权有个人的生命权和人民的生命权一样,自由也有个人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之分。裴多菲、夏明翰争取的自由,都是人民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当然,维护人民的自由,不能损害个人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也不等于可以伤害他人的自由,更不能无视人民整体的自由。而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于个人自由来讲,并非没有代价。

  总之,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作为两项基本的人权都十分重要,但又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正确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六、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从“原则”深化为“体系”

  自从198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宣言》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十分重视发展权,一再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和世界各国都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为了维护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们享有的发展权。在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提出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采取有效措施在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益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极其重大的决策。这个新情况和应对新情况的决策,显然也涉及人权问题,要求我们人权理论工作者也要深化“生存权”和“发展权”之间关系的研究。

  2018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而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以“从《世界人权宣言》的源头看生存权发展权”为题,作过一个发言。其中,我谈到,人成为人的第一天起,要保障的是什么?是人的生命权。而人的生命要存续,就要解决人的衣食住行,为此就要生产维护自己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整个人权思想的逻辑起点。在这个逻辑起点上,所要尊重和保障的人权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的其他权利,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等,都是在维护和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产生的。在那篇发言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生命权是整个人权思想的逻辑起点。但是,我没有对生命权和生存权的关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进行更多的阐述。多少年来,我们只是从原则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而没有对生存权和发展权及其相互关系作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我们对发展权还有一些研究,对生存权中的健康权也有一些研究,但对生存权的研究相对更少一些。但是,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恰恰把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整个生存权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矛盾突显出来,我们能够熟视无睹吗!

  有哪些课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呢?

  一是“生存权”的内涵。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一论断,我们不仅体会到生命权和健康权有多么重要,而且体会到生命权和健康权都应该属于生存权,这些人权是尊重和保障发展权的前提,但生存权不等于发展权。也就是说,生存权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是生存和发展、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一般而言,生存和发展是互为条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是紧密联系的。但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它们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相互对立的。怎么讲清楚这两者的关系,也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不仅仅是一项人权原则,还是一个具有自身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对这一原则的研究,就可能形成一个类似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应用、安全需求应用、社交需求应用、尊重需求应用、自我实现需求应用)那样的人权需要层次理论。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多年来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下形成的“三代人权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以生命权为逻辑起点的、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的人权理论。

  (李君如,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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