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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学思考

2019-09-20 15:40:51   来源:《人权》2019年第3期   作者:刘成
  一、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服务于所有国家利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性,包括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但问题是世界各国的差异性被肆意放大,并成为战争与暴力的理由,比如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是无视差异性,而是通过寻求共同性来尊重和超越差异性,最终实现新时代人类的共同目标。这个共同目标蕴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容之中: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每个国家因为自己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取向,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性。但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我们的讨论应该更多地关注统一性、普遍性和融合性。差异性的永久性讨论可能形成某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差异性是主要的现实存在。差异性不是不重要,但差异性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只占次要的位置。特别是当代世界密集的经济网络、数字通信以及生态问题等等,它们展示了过去不曾有过的人与人的联合,标志着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特征是跨文化、跨宗教和跨民族。当然,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基本现象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我们将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不同的模型。第一种是“自我”模型,即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是最好的和更高的。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里,所有其他文化、宗教和国家都不能与我自己的相提并论。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就是例证。第二种是“多样性”模型,它是一个不同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相互共存的生活世界。第三种模型指出我们的所有文化、宗教和民族是通过相互作用、交流与合作而存在发展的。第四种“融合”是最高层次的模型,在这个关系模型中,所有人坐在同一条船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有相同的经验、愿望和麻烦(例如生态问题),并在一个全球社会网络中结为一个整体。很明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的正是这种融合模式的目标和途径。

  暴力通常都有文化的基础。过去和现在的很多战争都有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原因。很多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归属确定自己的身份,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不断恶化。然而,真正的文化不是一种区域性的垂直现象,而是一种水平现象,即涉及类似的生活环境、共同结构与乡规民俗。所以,即便存在文化冲突,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文化“层面”对抗另一个文化“层面”,而不是共同文化层面中的不同人种之间的对抗。人类之所以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因为合作,这是一个客观易见的事实。而且,很多我们认定为文化差异性的事例,如果我们超越我们的假定,却可以发现文化的相似性。据此,我们指出“文化滞后性”的概念。比如,在宗教激进主义国家,妇女穿裤子是被禁止的;然而,在1960年底,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拒绝给一位女性圣餐面包,因为她穿牛仔裤而不是穿裙子。再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你基本上看不到人随地吐痰,可是倒退几十年情况或许就不是这样,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吐痰随处可见。同样,小汽车在不同地区也经历着从地位象征到代步工具的变化。这些事例表明,所谓的文化差异,可能只是文化滞后,从发展的眼光看是一样的。

  我们在对文化、宗教或国家进行比较时,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过度强调这些差异点。当所谓的差异被强调时,更大的共性却被忽略了。和平学要指出这些被忽视的部分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和平学还要揭示一些团体或个人为了寻求一己之利,极度强调了差异的重要性,而这些差异实际上却非常小。他们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严重,他们用僵化的方式来看待与事实不符的某种情形或模式,准备为满足差异制造者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而这些差异其实并不存在。在当今世界复杂局势下,我们要特别提防这种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消除这种现象的观念引导和实践工具。

  二、解决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要在政治上和睦共处,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管理方式:联盟或分裂。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都有事例。一方面,地区一体化的倾向,例如欧盟、东南亚联盟。另一方面,部分群体试图从政治上分裂国家。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是全球治理的共同联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反,分裂过程将导致暴力冲突和试图解决冲突的军事暴力,分裂的政策不适合全球化及其挑战。和平与发展是人类两大主题,在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各种冲突将伴随整个过程。本文认为,有三种概念或理念值得思考。

  一是圆桌机制。冲突转化取决于结构与行动的双重措施。我们在处理冲突问题时,首先采取将冲突各方聚合在一起的结构措施,而不是试图分开冲突各方,并通过改变结构的措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小孩总是用利器在你的书桌上乱划,你不断批评孩子,可他还是照旧不停刻划。然而,你可以给孩子一张不易损坏又便宜的桌子,于是一个结构性决策满足了行动措施和目标的需要。所以一个圆桌机制建立,冲突就已经解决了一半。圆桌机制能够实现所有水平的和平建设的目标,是解决冲突的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

  二是调解。调解是解决冲突问题的东方智慧。调解是通过第三方即维和力量在场的调解方式,在双方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导向化解冲突。调解的目的是确认当事人共同找到了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调解人不对各方意见发表评论,也不为任何一方做任何决定。在合作伙伴和经济类的冲突中,在国家和国际争端中,调解作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取得了丰富经验。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彼此的信任产生了一种建设性的潜能,这种精神力量隐藏在这种策略的背后。调解释放和调动了建设和平的潜力,使之成为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

  三是全球治理。政治在本质上是“冲突政治”,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因为冲突总是存在,我们需要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政治力量的平衡。但是,未来地球的命运不能再依赖于某种政治或经济力量的肆意主宰,而是需要一个温和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我们的地球首先需要一种高度专业和功能完善的管理,来解决生活中的经济和生态问题。重点是管理而不是政治。在全球化的氛围下,非暴力冲突转化、工作和消费、教育和学习、音乐和运动,主要是由人际交往的共同文化决定的,政治行动和管理措施必须面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挑战。

  三、和平学研究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文中三种概念的核心元素是非暴力。圣雄甘地阐释了非暴力行动的一个最重要的规则: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因果联系。他通过下面的隐喻阐释了这一点:如果你想得到玫瑰,你就不能播下杂草种子,而且,树就藏在种子中。人只能按照路标才能达到目标。如果你不接受这一原则,你就根本不会实现你的目标。一个未来的和平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今天我们是否实施非暴力行动。如果非暴力的思想和实践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实施,和平就是我们现在行动的结果。

  2016年12月28日,联合国通过了《和平权利宣言》的决议草案,强调和平是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所有人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平权是全球化时代联合国关于人权观的一个最新表达,也是国际社会逐步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早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联合国就启动了“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十年计划(2001-2010年)。在此期间,这项任务得到了持续和深入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以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学的发展。按照联合国的观点,和平只能采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实现,未来的和平只能理解为非暴力。联合国将和平表述为非暴力,所有为了全球“和平文化”的行动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联合国对和平的阐述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却基于我们的愿望与能力,特别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如果你致力于创建一个非暴力的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最终结果,你就相信了第三种力量。它存在于双方利益之间的空间中,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无论是非暴力行动者、冲突对手或冲突各方都要服从这种力量。每个非暴力行为都相信第三种力量,它可望而不可即,存在于所有方之间并发生作用。和平学支持消除战争并通过非暴力途径实现和平的倡议,更重要的是,和平学的兴趣和意图是建设和平的世界。当代的条件非常适合于克服不公正结构,并把世界推向一个更加道德的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走向大融合的理念。人类的融合可以发生在一个局部、一个区域、整个世界等共同生活的不同层面。每一个联合都是一个过程,联合是迈向世界范围无战区的第一阶段,也将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后步骤。和平学在促进这些过程中,在理论上作出范式探讨,并进行现实主义的展望。当然,世界上的某些势力可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方案逆向而动。然而,在对抗性的框架内发现真理是有趣的工作,具有建构性的和平行动是一种替代性的重要策略。和平学是一种建构性的学科,它能够也应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此,让我们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

  (刘成,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教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

  注释:

  ①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2019年1月15日访问。

  (责任编辑刘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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