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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历史条件与经验总结

2019-09-18 10:38:46   来源:《人权》2019年第3期   作者:唐颖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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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独立为起点。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权保障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机遇。从国际背景看,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在反对以人权为政治工具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权外交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回避到被动反击,再到积极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新中国人权70年发展历程表明,人权进步应高度重视国家的法治建设,重视以人权保障政策推动人权事业整体性进步,重视以发展促人权,重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人权推动力量。

  关键词:新中国 人权发展道路 历史条件 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不断前行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新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促进和保障人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权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发展。①

  (一)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以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独立为起点的。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写道,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外废除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自由。③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为中国人民享有其他各项广泛的人权创造了条件。首先,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由人民普选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1953年《选举法》颁布后,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普选活动,人民享有了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人身自由。第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大约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第三,1950年《婚姻法》颁布,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第四,在此基础上,1954年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和民族平等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宪法》还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正如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大陆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和长期战乱、一盘散沙的动荡局面,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占人类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杀侮辱的民族,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站立起来,第一次真正享有了应有的人格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从此获得了根本保障。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权大解放。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背景客观决定着中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要地位,从此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新中国在经历长期战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先是经历了三年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又遭受苏联逼债和三年自然灾害,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受严重破坏,国家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广大群众、干部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经济和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犯,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人权事业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二)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机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权大解放。从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被迫害公民的政治权利,到修改宪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从发展经济,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从跳出人权问题上的种种思想桎梏,到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党代会报告、宪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党章。⑤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培育了公民人权保护的意识和文化,个人对于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权利的要求随之不断增加。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平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要求持续推动着社会规范体系的扩展,使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要求被逐步纳入社会规范体系中。⑦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也带来了利益格局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救济诉求,推动我国人权保障形式从以政策文件为主逐步走向法治化,不仅包括大量的人权立法以及对人权的执法保障和司法救济,而且不断加强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保障。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如此广泛的人权。⑨

  二、新中国人权发展面临的国际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中国人权理念、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一)冷战与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还未来得及品尝和平的胜利成果,国际社会逐渐分裂、对立,进而陷入长达44年之久的冷战之中。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同标准”,遭到破坏和撕裂,逐渐在冷战中沦落为供各国依据自身需要随意点选的权利菜单。美国和苏联都无法抗拒将《世界人权宣言》视为政治武器的兵器库:各自都从文本中挑选自己所钟爱的条款,却忽视其余的部分。⑩人权问题被曲解和利用,一方面,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混淆人权的普遍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差异,将所谓的“西方标准模式”视为人权领域的唯一标准。比如,美国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各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宣称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199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写道,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受到损害。⑪冷战打破了人们对《世界人权宣言》所描绘的美好愿景的期许,此后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也被迫分而治之。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特别强调。

  (二)从回避到尝试接触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还操纵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谴责和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1959年、1961年和1965年,联合国大会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矛头直指中国政府。这样的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不得不对人权问题采取高度警惕和排斥的态度。⑫这一时期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集中体现在对民族自决权的关注上,支持亚、非、拉美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1981年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竞选并当选正式成员(1982年)之前,中国在国际上尽可能回避人权问题。参加人权委员会以后的前8年,针对当时的南非、巴勒斯坦、阿富汗、柬埔寨等人权热点问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实现了人权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紧密结合。⑬

  (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后逐渐发挥积极作用

  1989年苏联及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假以“人权”为名,实质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成为其“人权攻势”的矛头所向。一些西方国家以中国1989政治风波为借口,不仅在其国内纷纷通过决议,发表报告,造谣滋事,污蔑社会主义中国“践踏人权”,而且操纵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反华决议,对中国进行全面施压和围攻。面对严重不利的国际政治气候,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斗争,在人权委员会,从1990年到2004年,中国对美国抗争了15年,美国发动了11次进攻,中国赢了11次,比分11∶0。⑭为改变被动局面,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人权委员会在2000年通过决议,禁止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国别人权问题的决议,专题研究报告也不得点名批评国别的人权问题。2006年旨在加强对话与合作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了政治对抗的人权委员会,中国在国际人权舞台上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四次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并三次高票通过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⑮,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人权领域对话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由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主动设计联合国舞台上的人权议题,引导着国际人权规则的演进。

  从国际背景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是在反对以人权为政治工具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权外交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回避到被动反击,再到积极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的人权成就为中国在联合国人权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人权活动中。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发展道路中的关键步骤

  李步云先生从人权的实现和存在形态的角度,把人权划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⑯从思想层面上看,我国首部人权白皮书的发布使得人权首先突破了思想上的禁区,打开了人权理论研究的大门,为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从规范层面上,人权进入党的核心文件,成为党的奋斗目标后,被写入宪法之中。国家连续发布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通过具体指标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从实然层面上看,人权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改善。

  (一)思想解放:首部人权白皮书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权保障的立场

  1990年底,美国肯尼迪人权中心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声称如果中国人权状况不改善,他们将发动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断绝与中国的往来。周光召将这封信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批示说:“建议对人权作一番研究,回避不了。从理论上讲,人权有它的阶级属性,当然这样讲,西方人不易接受。西方对我们人权的情况,往往造谣诬蔑。这份信件讲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完全是道听途说,当然也包括一些丧失国格的外逃者的渲染……总之,这个问题(联系到民主问题)得认真对付一下。” ⑰这份领导批示以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促使了人权问题研究得到了官方的重视。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在1990年底的一份文件中提出:要认真对待西方敌对势力的“人权攻势”,“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观点和维护人权、实行民主的真实情况,把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掌握在我们手中”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积极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根据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阐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历史实践和基本事实为主要内容,在广泛吸取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完成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该白皮书是中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权保护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状况。在该部白皮书的开篇写道,“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崇高目标。⑲白皮书对人权发展的历史作了精辟的概括,将人权称为“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以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说理,突破了社会主义与人权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首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白皮书在承认和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以及“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国情”和在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合作,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制造对抗和干涉别国内政的观点向世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从而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树立起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人权观。⑳

  该部白皮书的发布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外宣示中国人权状况的文件,它开启了国内人权领域的思想解放,首先,在随后成立的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指导下,人权理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人权理论研究成果。其次,白皮书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尊重和保障人权逐渐被纳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之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人权状况的积极改善。

  (二)法治保障:“人权入宪”开启人权法治保障新篇章

  人权概念通过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进入执政党的核心文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标和行动纲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第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即“人权入宪”。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由党和政府上升为“国家”,由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人权成为由国家根本大法保障的国家价值观。
“人权入宪”对于人权保障的意义重大。首先,从保障的主体上看,扩展了中国的人权保障的主体范围。从公民权利到人权,人权保障的主体更加普遍,人权的范围也比公民权利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次,从人权体系上看,在宪法所列举的基本权利之外,加上了概括性条款。原来封闭的权利体系变得具有开放性,使现有权利清单之外人权的保护具有了可能性。第三,表明国家对待人权的基本态度,即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第四,促进了国内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标准的衔接和协调。

  此后,中国人权法治保障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部署了人权保障,将人权保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这一人权法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刑法》《民法总则》《刑事诉讼》《教育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为骨干法律,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为专项保障法,以有关权利的大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配套保障。

  (三)政策保障:连续发布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自2009年始,中国政府连续发布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始走上有计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此后,相继发布了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和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从国际层面看,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对联合国人权大会倡议的积极响应,也是对《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贯彻落实。从国内层面看,发布并认真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落实,有效地促进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三部计划遵循着依法推进、协调和全面推进、务实推进、平等推进和合力推进的基本原则,通过设置具体、明确的指标和要求,中国政府自觉地将人权保障与政府的职能结合起来,成为规范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行为指南。

  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与发布指导意见、规定、办法和通知,以及开展专项行动构成了中国人权保障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因其具有针对性强、及时、灵活的优点,在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中起到对人权法律保障的先导、补充和具体化的作用,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家体制和社会与改革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完成,其对人权保障法律的补充或临时替代功能会逐步趋于弱化。[21]

  (四)实有权利大幅提升:以减贫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探索和反思后,中国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治国理政原则,大幅提升生存权发展权保障水平,全面加强人权法治建设,有效实现了各项人权全面发展,特定群体的权利得到了显著改善,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成功走出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更好和更高水平的保障,中国人民更加享有尊严、自由和幸福。

  以减贫为例,2016年《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中指出,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22]改革开放以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5.7%,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高,扶贫机制创新迈出重大步伐,有力促进了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四、经验总结

  (一)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三步走”逻辑

  第一步,1991年首部人权白皮书发布,思想解放带来了理论繁荣,为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第二步,“人权入宪”开启了人权法治保障的新篇章,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实现了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转化。第三步,在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的过程中,借助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代表的人权政策作为媒介,通过设置明确而具体的指标并严格评估落实,推动法定权利进一步转化为实有权利。在这三个步骤之中,第一步深受中国人权发展的特殊时空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第二步重在确立和完善法律权利的规范;第三步在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通过人权政策保障的方式引导、辅助和补充人权的法律保障,对于其他后发的或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法治兴则人权盛

  人权进步高度依赖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二者相互依存、荣辱与共。人权的核心意义是人的尊严,法治的核心意义是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没有人权,谈不上法治;同样,没有法治,也谈不上人权和人权的实现。人权与法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古今中外很多学者从价值和法理层面阐释了人权与法治的关系,结论都是相似的。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人权是法治产生的出发点和依据,人权决定法治的任务和内容,人权促使法的遵守和实施,促进法治的日趋完善。人权要依靠法治予以确认,只有通过法律的确认,人权才能从应然权利转变成法定权利,进而成为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的实有权利。法治要求法律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23]对于中国而言,强调人权与法治的关系的意义尤为重要。“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人权;哪里的法律遭到践踏,哪里的人权就会化为乌有”[24]。

  (三)强调协调与全面的推进原则,实现人权的整体性发展

  坚持务实推进的原则,以发展促人权。为了有效实现人权发展目标,国家特别注意将人权发展与国家的各项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将人权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整体的发展规划之中,特别是将人权事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制定具体的人权发展指标,使人权发展的落实情况可以得到具体评估。[25]我们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保障人权,但也需要防止完全陷入结果导向。在以发展促人权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发展的过程中尊重人权,依据人权的标准和原则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更加注重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的人权保障。从推动力量上看,由自上而下的路径逐渐过渡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中国人权的进步以往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策先行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进,现已逐渐朝着合力推进的方向发展,即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一直把争得人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继续促进人权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然是中国人民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26]全球化时代对人权保障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开启中国人权保障的新时代,中国人权发展事业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唐颖侠,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研究》(课题号:631927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外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②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李云龙:《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载中国人权研究会主编:《新世纪中国人权》,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④参见注②。

  ⑤参见李君如:《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权事业的进步》,载中国人权研究会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与人权发展3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⑥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⑦参见常健:《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载《人民日报》,2018年8月12日。

  ⑧参见注⑦。

  ⑨参见注⑥。

  ⑩参见[美]玛丽安•葛兰顿:《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刘轶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⑪参见注②。

  ⑫参见陈士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30年》,载中国人权研究会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与人权发展3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⑬参见上注,第444页。

  ⑭参见上注,第447页。

  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23/c_129836564.htm,2019年1月10日。

  ⑯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页。

  ⑰参见金同小:《朱穆之与1991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1月5日。

  ⑱董云虎:《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10周年回顾》,载《人权》2002年第1期,第25页。

  ⑲参见注②。

  ⑳参见注⑱,第28页。

  [21]参见常健:《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人权保障政策》,载《理论探索》2013年第5期,第56页。

  [22]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3]参见谷春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权保障》,载《人权》2015年第1期,第21-23页。

  [24]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17页。

  [25]参见常健:《人权保障中国梦及其实现方式》,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27日。

  [26]同注②。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based 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state sovereignty.The practic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accumulated conditions for the practi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provided the great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From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China'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path,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fight against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struggles that interfere with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ith human rights as a political tool.It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evasion to passive counterattacks,and th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nd playing a leading role.The 70 years'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shows that human rights progress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untry's level of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and the coordinated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olicies promotes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human rights.Promoting human rights with development is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agmatic and effici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iving force,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op-down path to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down-top path is suggested.

  (责任编辑朱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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