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人权研究会 > 《人权》杂志 > 最新一期 >
《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与后世影响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9-04-04 10:31:57   来源:《人权》2018年第6期   作者:唐颖侠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内容提要:由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与后世影响——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112日在天津市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人权机构官员等30余人出席会议,并围绕“宣言起草者们的历史贡献与起草过程中的争论及其解决”“《世界人权宣言》对战后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以及“应对当今世界各种新挑战:宣言精神的现实意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共同回顾了该宣言制定的历史过程,反思了其所倡导的人权原则和多元价值,深入探讨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涉及的宗教、哲学和文化基础问题,对于《世界人权宣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拉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也颇具特色。在研讨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原创学术观点和新颖的学术发现。

  关键词:世界人权宣言 起草过程 后世影响 综述

  2018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2018年10月11-12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天津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与后世影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人权机构官员等30余人出席会议。与会人士围绕“宣言起草者们的历史贡献与起草过程中的争论及其解决”“《世界人权宣言》对战后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以及“应对当今世界各种新挑战:宣言精神的现实意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研讨会汇集了中外不同学科背景和年龄结构的人权学者。他们一起回顾《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制定的历史过程,反思《宣言》中所倡导的人权原则和价值。这里既有哲学家们的深刻和高度,又有历史学家们的细致入微;既有政治学家们对现实的关切,又有法学家们的冷静客观;既有学界前辈多年积淀的真知灼见,又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的新颖见地。参会嘉宾的人员构成也体现了《宣言》中的多元化价值。

  一、开幕致辞与主旨发言

  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光磊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70年前联合国制定和发布的《宣言》,是国际社会共同承诺保障人权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目前已经被翻译成466种语言,成为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文件。根据《宣言》所提出的原则和人权条款,已经产生了80多个国际人权条约和宣言,以及一些区域人权公约,各国宪法中也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宣言》所宣布的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在各种国际文件中被不断提及和重申。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先生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曾全程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并发挥重要作用。《宣言》的理想和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战争、恐怖主义、贫困等问题仍然阻碍着人民充分享有人权。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达成人权的国际共识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这需要世界各国、各相关机构继续为之努力。

  《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张彭春先生的侄孙、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云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张云龙指出,张彭春以中国的智慧为《宣言》做出了重要贡献,《宣言》的及时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全球人权保障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程序机制部门负责人克里斯多夫·皮休(Christophe Peschoux)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宣言》不仅在70年前意义重大,现在也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新时代下我们需要继续发展对它的认识,用行动践行它的人权精神内涵,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注意到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起草《宣言》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并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起草《宣言》的中国代表为什么是张彭春先生?其次,为什么在经社理事会下面设人权委员会来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李君如教授通过梳理张彭春先生在经社理事会所做的三个发言,得出结论。张彭春先生通过介绍儒家经典、中国传统文化来论证人权相关问题,凭借其杰出表现得以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而《联合国宪章》第68条对于人权委员会设立在经社理事会之下的规定,说明联合国最初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人权问题的。这一发现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的中国人权主张做了有力的背书。李君如教授辨析了人权的认识与人权自身的逻辑之间的区别,提出了人权认识过程中的三个发展阶段并无高低之分,也不是次序。尽管对于人权的认识是多样化的,但人权的内在逻辑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其他人权是建立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之上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程序机制部门负责人克里斯多夫·皮休(Christophe Peschoux)先生在《世界人权宣言在今天和我们还有关系吗?》的发言中提出,人权在今天面临来自国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精英阶层等方面的挑战,位居上层的富有阶层与底层的贫苦大众之间在人权观上的对立,前者享有着人权而对其轻视和不以为然,后者对人权充满着渴望却不可得。在此基础上,皮休先生提出了在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风云际会中人权将何处安身,1948年《宣言》序言中所述“共同标准”是否还在、人权的基本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等令人深思的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事务部主管玛格丽塔· 达斯卡尼奥(Margherita DAscanio)女士通过分析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中适用的融合,指出《宣言》有利于提高武装冲突中的人权保护水平,但国际人权法也对国际人道法在此情况下的遵守带来了很多挑战。因此,需要澄清法律,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更好的理解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历史系的保罗·戈登·劳伦(Paul Gordon Lauren)教授运用丰富的图片生动地回顾了《宣言》制定的历史背景,说明《宣言》是对残酷的战争和暴行的一种回应。劳伦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宣言》的意义和影响。首先,通过梳理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的框架,指出“二战”后人权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责任。其次,从《宣言》序言中“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标准”的表述,以及《宣言》正文中反复使用“每一个人”作为权利享有者提出人权是具有普遍性的。最后,《宣言》确立了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共同努力的实现标准,这是一把衡量和判断迈向理想进步的标尺。劳伦教授运用图片逐条对比了《宣言》描述的理想状态和现实中人权受到侵犯的案例,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权促进中心的萨姆斯·特维斯(Sumner BTwiss)教授指出,尽管《宣言》在制定过程中产生了在不同哲学背景下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方面的激烈辩论,但最终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并构成了《宣言》的哲学基础。特维斯教授运用大量史料比较分析了《宣言》起草过程中所体现的基督教与儒学背景之间的差异。从其基督教背景来看,来自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代表曾提出在《宣言》第1条中写入“被造物主赋予”的措辞来表明人权的来源。尽管在基督教背景中存在着不同教派分支之间观点上的差异,但大体上坚持着相似的立场。第一,人权、尊严和平等需要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上。第二,可以从“上帝依照其形象和意愿创造了人”的观点中找到这个基础。第三,所有人在道德本质上是平等的,包括(对造物主、他人和社会)负有内在的义务和为实现其义务而享有内在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四,这些道德上的义务和权利可以通过理性和良心被认知,一部分义务来源于《圣经》里的“十诫”,而权利则具体规定在《宣言》文本之中。而从其儒家背景来看,特维斯教授通过大量文献回顾了张彭春先生对《宣言》序言、具体条款和其在第三委员会上的辩论中所提出的主张,特别强调了其对《宣言》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认为,兼具中西教育背景的张彭春先生把儒家的一些思想、谋略和观点引入了《宣言》的审议过程,并作为优秀的调停人,推动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促成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基督教背景和儒学背景的和解也体现了《宣言》起草过程的价值多元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约翰·霍宾斯(John Hobbins)先生运用珍贵的照片为我们展示了《宣言》第一稿的起草背景。其中,揭示了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如何能够被任命为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张彭春先生的教育背景及对《宣言》的贡献,黎巴嫩的报告员查尔斯·马立克的背景和个人风格,联合国新设立人权司司长约翰·彼得斯·汉弗莱、法国代表勒内· 卡森等人对《宣言》第一稿的贡献,以及起草过程中的多种争议。

  二、《宣言》起草者们的历史贡献与起草过程中的争论及其解决

  南开大学的常健教授在题为《〈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概念的中性化及其历史意义》的发言中,通过梳理和分析人权概念在欧美国家的诞生和历史局限,结合制定《宣言》的多元文化背景,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人权是怎么变成了一个种子,不断繁殖的?其次,人权的共识何以可能?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人权概念的中性化的核心观点,并得出结论:《宣言》是人权由地域性概念转变为全球性概念的分水岭,人权概念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经过中性化,变成可以容纳各种不同概念的母体,可以孕育繁衍出更加丰富的人权理念,成为所有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力宇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张彭春先生把中国儒家“仁”的思想融入《宣言》第1条中,在理性之后加入了“良心”的表述,使得日后中国在承认《宣言》时,毫无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和顾虑。此外,朱教授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引申为“己之所欲,慎施于人”,进而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当今世界,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该主张已经成为全球人权文化融合与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华文明则是其中重要的中国思想元素。首先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也是全球人权文化中重要的中国思想元素之一。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权思想并加以整合,对普遍的人权文化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求同存异,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识,并通过思想的沟通、交流和包容而获得彼此之间的理解。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孙平华教授通过对联合国档案资料和大量文献的分析,挖掘出张彭春先生的贡献对于当代世界人权和我国人权事业的价值。首先,对当代世界人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张彭春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仁”“礼”和“道”等引入协商过程,并将体现“仁”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作为整个《宣言》思想基础的第1条之中,从而使《宣言》包含了非西方传统的哲学思想,使其所宣示的各项权利具有更为宽泛的道德基础,也使《宣言》增强了其普遍性的特征。其次,对我国人权事业的价值表现在国际人权话语主导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以及人权教育的重要意义等方面。最后,张彭春作为中国的杰出代表,在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提出了在全世界解决人权保护的方案,为构建世界人权保护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张彭春也因此得到他的同事们的高度评价及中外学者的高度赞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人权体系建构的主要设计师。

  南开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崔国良教授在发言中首先界定了什么是话语权。中国两次最早的普世性话语权的创制和首倡都出自早期南开的学子,即张彭春先生对《宣言》的贡献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崔教授通过回顾张彭春先生和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学校时的师生情谊,进而说明二人能够取得世界话语权与南开的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化国宇博士对《宣言》第1条进行了深入的法哲学分析,挖掘“仁”的地位和内涵,论证《宣言》制定过程中国际人权法理论在文明平等和多元主义方面的进展,提出将“仁”视为人性基础,弥补了理性在人权普遍性论证上的不足。人权概念要克服自身内部的矛盾,就应当反思理性主义施加于其上的封闭性,真正将人权作为一个发展的开放概念来看待,赋予人权造就良好人性的神圣目标。理性主义人权观塑造了“自私”的个体人,而“仁”将塑造更具伦理和道德的人。人权真正的普遍实现(universal)恰恰有赖于更“好”的人的出现。理性主义人权话语的“自私性”(或个体性)恰恰使人永得不到所有的充分的人权,要避免权利成为缺乏权利者穷凶极恶的欲求,终使人们摆脱枷锁,就需要接纳以“仁”为基础的人权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赵建文研究员在发言中讨论了《宣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严、自由、责任三个价值,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宣言》之间的内在联系。赵建文研究员认为尊严、自由、责任是支撑宣言的三个概念,人权理事会的相关文件认为这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尊严是人权的来源,《宣言》序言和第1条及其他条款都说明了尊严的重要意义。“仁”(良心)外在表现为“礼”和“敬”。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就是要维护个人与对方的尊严,即相互之间的尊严。发展到今天,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责任”首先是国家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国家责任集中体现于“以民/人为本”的民本学说中,具体表现为尊重、保护和实现三个层次。其次是个人的责任。《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思想反映了个人的责任。

  三、《宣言》对战后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人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海年研究员在发言中首先梳理了《宣言》的历史沿革,指出《联合国宪章》最先肯定了人权的国际保障。人权的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战争中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同时战争也磨砺和锻炼了各国人民。其次,《宣言》开启了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全面发展了《联合国宪章》从全人类角度考虑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肯定了人权概念本来意义上的主体,以平等、非歧视原则既肯定公民、政治权利,也肯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宣言》是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形成的基础文献。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新蓝图。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自然变迁,既给人们提供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少严峻挑战。热战造成毁灭,冷战造成分裂,贸易战将带来混乱,都与《联合国宪章》和《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联合国宪章》、《宣言》维护和平、安全和保障人权精神的发展,是进入新时代人类发展的新愿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李云龙教授在发言中首先从人权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人权保障是持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权同世界和平有密切关系,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权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之一,尊重人权是取得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必备条件。其次,从《宣言》与国际人权秩序的关系看,《宣言》成为国际人权法体系发展的源头和国际人权治理的起点。第三,《宣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版国际秩序,同《宣言》的目标和价值高度契合。人权保障推动普遍安全世界的建设,发展权促进共同繁荣。《宣言》倡导各种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陈佑武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宣言》的传承、超越与发展。陈佑武教授指出,从人权的共同梦想、共同标准、共同价值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宣言》精神一脉相承,传承了《宣言》所承载的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与尊严平等的价值理念。从人权的意识形态、社会基础、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摆脱了《宣言》所反映的政治诉求、所产生的社会偏见与所固有的历史局限,超越了《宣言》的固有的时空观念。从人权的基本理论、人权的法治保障与人权的全球治理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宣言》对人权所秉持的基本观念、对人权法治保障的认知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思路,赋予了人权新的时代内涵。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教授通过分析《宣言》第29条的内涵、思想基础和作用,提出《宣言》第29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第 29 条第 1 款强调个人对社会所负的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第 2 款强调行使个人权利时可能受到法律基于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限制。第 3 款强调行使个人权利不能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如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 29 条对个人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边界的规定,实际上是对英美自由主义人权话语的一种纠偏。第 2 款明确规定限制个人权利必须是基于法律,并且是维护他人权利和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对集体主义人权话语的修正。在《宣言》第 29 条的影响下,强调行使权利的社会责任和边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第 29 条所倡导的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存在诸多共同之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艳华教授在基于全球治理的五大要素即价值、规制、主体、对象和效果在国际人权领域的相应内容的分析,论述了《宣言》对各要素的影响,进而指出《宣言》是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基石,《宣言》对于全球人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人权治理的价值方面,《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的共同标准,并把它作为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奋斗的目标。在全球人权治理的规制方面,《宣言》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其他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权文书的基础和指南,也是国际人权保护的制度安排的依据,并且为全球人权治理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作为全球人权治理的主体,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和人权非政府组织都受到了《宣言》的深刻影响。《宣言》弥补了《联合国宪章》的不足,对《联合国宪章》的人权条款提供了权威的解释,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提出了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和个人提供了行为道德规范,还成为国际人权立法和很多国家宪法的重要依据和国际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人权治理的基本要素由全球治理的五个要素即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主体、对象、效果在国际人权领域的相应内容所构成,具有特定的含义。通过分析《宣言》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影响,可以看出《宣言》对于全球人权治理的基本要素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是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基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翠文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在人权议题中,拉美国家超越了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地位的制约,在人权思想、人权的国际规范的确立以及人权保护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拉美二十国集体推动人权议题进入联合国的议程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范和保护中发挥了主导和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晗博士在发言中指出,拉美地区最早建立了区域人权组织,对《宣言》提供了拉美的先见性经验。通过《美洲人权公约》机制、美洲人权法院及美洲人权委员会机构的建制与发展,保障了《宣言》在本地区的执行和监督。拉美地区国家借由《美洲人权公约》机制和美洲人权法院与美洲人权委员会机构的建设,实现了地区人权保护司法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地区组织推动了地区国家政府对人权保护问题的重视与保障。然而,也应注意到,地区在推动美洲人权法院司法判决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关于国家主权让渡于区域组织,人权法院法官选举民主性、国内法与地区人权公约的法律位阶等问题的讨论。地区性人权法院的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第三世界国家推动人权保护的进程仍在继续。

  四、应对当今世界各种新挑战:《宣言》精神的现实意义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陈·巴特尔教授在发言中指出,70年前通过的重要文件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尤其是对以种族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所以民族、宗教和种族问题自然体现在《宣言》文件中。陈教授追溯了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演进过程,梳理了《宣言》启示下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法律和政策规定,最后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人权法律和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宣言》对我国人权观的树立以及人权保障体系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我国人权实践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宣言》的指导下,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政策不断完善,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要实现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的新使命,需要在《宣言》精神和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改革,需要在法律体系、发展权利保障、文化权利保障以及受教育权利保障等方面重点发展,完善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体系,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做出更大贡献。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孟庆涛副教授从现代性的视角重新阐释了人权,指出人权是现代性的产物,可以在现代性的视角下得到重新阐释。以国家与社会建制形态表现出来的人权,是一种人类应对外在不确定性的机制。《宣言》可以看作是人类对现代性风险后果的经验性反思。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着向风险社会的转型。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随着整体性地加速进入风险社会,人类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压力正在增大。在此背景下,面向风险社会的人权,就可以看作是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建构出来的防范风险的体系性机制。为有效缓解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压力,人类需要坚守《宣言》的共识,“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人权与法治中心主任郭曰君教授围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个人风格问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出,人权高专与《宣言》密切相关,个人风格相对于制度规定更重要的观点。迄今为止,已先后有六人担任人权高专一职,分别是何塞·阿亚拉拉索(José Ayala-Lasso,1994-1997)、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1997-2002)、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2002-2003)、路易斯·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2004-2008)、纳维·皮莱(Navi Pillay,2008-2014)和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2014-2018)。此外,伯特兰·拉姆查兰在德梅洛任秘书长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及不幸遇难后曾代理人权高级专员(2003-2004)。每位高专和代理高专都为这一职位带来了各自的视角,并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这一职位。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陈超副教授分析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辩证关系及其在现实中的发展,并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宣言》促进了民族自决权和公民经济、文化权利的发展。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辩证关系表现为,政治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和核心;公民权利是政治权利的延伸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相互替代。《宣言》为我们认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普遍性、统一性和独特性、差异性提供了一幅全景式图景,为世界各国致力于落实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供了框架协议和发展指南。回顾《宣言》的历史贡献和策略智慧,有助于各国因地制宜地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助于协调和处理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辩证关系,避免人权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陷阱。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师薛扬博士在发言中指出,《宣言》第22-27条拓展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与权利,为解决当今世界人权发展的不平衡和普遍性问题提供了指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将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将彻底消除贫困作为重大的人权行动。中国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指导中国精准脱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人权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既是对《宣言》的积极践行,又体现了人权发展的时代精神。

  五、会议总结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颖侠副教授作会议总结。她指出《宣言》已经得到了70年的坚守,并被后世不断的重申与强化。这70年里,《宣言》见证了世界风云变幻和人类的进步与磨难。两次世界大战浩劫之后迎来了人类历史上较为长久的总体和平发展的机遇,然而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人权常常沦为政治对抗的工具和强权干涉的借口。冷战结束后,人权又受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淬火磨炼,经历了跨国公司的侵蚀和来自环境污染、科技革命等的各种新型挑战。时至今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盛行,无一不在威胁着人权保护的多边体制。可以说,一方面,体现《宣言》精神的人权国际规范和机制不断扩张、更新;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人权又不断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遭受着践踏和破坏。因而,人权这个伟大的词汇所寓意的美好愿景远未实现。纪念《宣言》发表70年,也应反思其现实意义。重读《宣言》让人获得启迪与力量。启迪来自起草过程中的多元化、中性化和世俗化,包容和宽容正是《宣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是我们今天对待人权领域中的分歧与差异的解决之道。而《宣言》的力量正是蕴含在于多元化中取得共识的普遍性价值基础之中。

  (唐颖侠,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Abstract: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of Nankai University,the Drafting Process and Subsequent Influences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the Academic Conferenc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DHR,was held in Tianjin on October 11-12,2018.More than 30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includ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as well as officials of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Focusing on the subject of“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Drafters of the UDHR as well as the Debates and Compromises During Its Drafting”,“the Historical Influences of the UDHR on the Postwar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an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s of the Spirits of the UDHR while Coping with Various New Challenges”,they explored in depth.Chinese and foreign human rights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age structures jointly reviewed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the declaration and reflected on the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nd pluralistic values advocated in the declaration.Through the historical study and leg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thoroughly explored the religious,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volved in the drafting process of the Declaration.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Latin America is quite unique.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inspiring original academic views and novel academic discoveries sprung up.

  (责任编辑刘更银)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上一篇:中国人权信息(2018年9-10月)
下一篇:打造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