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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汉格威:种族主义与无知认识论:被遗忘的非洲士兵——那些曾在二战中为抗击法西斯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

2017-03-30 15:31:46   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   作者:奥古斯丁•汉格威
  “除非狮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学家,否则打猎的故事所宣扬的将永远是猎人的英勇事迹。”
 
——非洲谚语
 
  二战中,非洲人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100多万非洲士兵参与此次战争,虽有一些自愿者,但大多是被强行征召的。他们不仅活跃于非洲战场,还曾被派往中东、欧洲和远东作战。然而,因种族主义和无知认识论作怪,英法两国至今不肯承认非洲人在二战中作出的其他贡献。事实上,二战史也大多以欧洲为中心,试图忽略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从二战史和历史性叙述的内容中不难看出,西方的霸权主义至今尤盛。因此,荷兰人权研究院(Netherlands School of Human Rights Research)和新成立的跨文化人类研究中心(Cross-Cultural Human Centre)与多名非洲和中国学者合作,试图通过人权“受体性途径”解决一些西方霸权主义问题并重新取得平衡。实际上,在强调非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权及世界和平的突出贡献方面,非洲学者往往拥有更为坚定和强硬的立场。非洲学者有必要大声且清楚地告诉全世界:非洲被世界历史和全球事务排斥在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方式、以坚定且强硬的姿态,让全世界了解真正的非洲。
 
  近期举办的诺曼底登陆日纪念活动和期间发布的多本参战老兵(尤其是幸存者)回忆录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和将士们的无畏。这些活动和回忆录涉及或谈及轴心国和同盟国的著名英雄,甚至包括曾与两边交火的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士兵,唯独忽略了曾在同一战场上战斗或牺牲、活跃在前线或者在囚徒集中营丧生的英勇的非洲士兵。他们的英勇和奉献非但没有得到欣赏和感激,反而就这样被忽视了。对于这些庆祝活动的举办者和回忆录的出版者而言,这不仅是一种遗憾,也是极大的耻辱。因此,艾哈迈德(Ahmed,2007年:153)强调:
 
  在殖民统治时期,白皮肤意味着特权,于是我们开始下意识地认为“殖民主义时期造就了人,因此这个世界就应该是白人的天下。这样的世界是遗传下来的,或者在人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白人的世界才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由此,战争胜利之后,那些靠非洲人才得以守护住家园的白人仍然对非洲人实施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情况并不奇怪。的确,正如沙利文(Sullivan,2006年:4)所述:
 
  白种人的特权可以惯常性地解释为,在白人看来,“白人统治”天经地义。然而,种族主义并不仅仅针对个人,它在很久以前便存在于(远超个人范围的)政治、经济、民族、全球、教育和其他体系之中。
 
  非洲士兵遭受这种待遇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曾在非洲、中东、欧洲和远东(尤其是缅甸、锡兰和印度)战场浴血奋战,参战人数超过100万人。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早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当意大利法西斯军队1935年袭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他们就被卷入了战争,这比1939年欧洲因波兰被袭击而实施反时要早。由于国家领土被殖民占领,而殖民国家又强迫殖民地居民为战争提供人力资源,非洲军队被迫参战。其中虽有一些自愿者,但大多是被强行征召的。
 
  虽然征兵的方法不尽相同,但各殖民国家都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大卫•基林格雷在《为英国而战:二战非洲士兵》一书中指出,在1939—1945年间,共有50多万非洲士兵加入英国大军,其中来自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以及马拉维的289530人加入皇家非洲步枪队。在他看来,这是奴隶贸易以来涉及非洲人数最多的一次越洋转移。当时,大多数非洲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投入战斗,从家乡乘军用卡车到基地,与土著首领和地区长官一同接受基本训练。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那个时候,比利时人见人就抓,然后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通常,这些非洲人事先都会遭受暴力。因此,格兰杰(Granger,2010年:75)指出:
 
  人们习惯性地以“白人意识”构建和维护白人的特权,随后否定有色人种在白人世界里以保留自身个体主观性为前提而存活的能力。这样一来,但凡是白人,就会苛刻地要求有色人种符合他们的“正常”规范。白人总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描述黑人,以证明他们与自己的理想形象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带有种族主义的观点不仅加深了白人意识,同时也逐渐与明显的身体标记相关联。“纯净和一致(即所谓的‘正常’)的体魄才是有魅力的形象,这一观念滋生了人们对外来群体的恐惧和敌意”,从而加剧了种族主义色彩。
 
  早前,法国人建立了由非洲士兵组成的军队。自1857年以来,法国殖民者征集各殖民地(包括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非洲人,建立了非洲军团。他们将这些士兵称作“塞内加尔散兵”(Tirailleurs Senegalais),尽管其中还包括非塞内加尔居民。塞内加尔散兵是1857年在法国主导下建立的第一支永久性非洲黑人军队。这些士兵并非职业军人,而是出身于被土著首领卖给法国人的前奴隶和被社会遗弃群体。1857年至1905年期间,这些士兵主要通过回购体制征集。也就是说,法国人从土著首领手中买来黑人,然后将他们变成雇佣兵。1882年,军队购买奴隶的做法被正式终止,但据观察,违规行为仍比比皆是。
 
1905年,非洲法属殖民地脱离军事统治,归平民政府掌管。然而,废除整个区域的法国军事统治,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非洲替代驻军部队,以维护地区治安并与反对势力相抗衡。这些替代军队旨在镇压当地起义,同时扩大法国统治范围。20世纪初,塞内加尔散兵参与摩洛哥之战并取得了胜利。1912年,新的部分征兵法获得通过,使得法国更加容易征集替代军队。
 
  法国加入一战后,这些塞内加尔步枪被派往欧洲保卫法国。一战中,有170891西非士兵加入法国大军,其中近30000人阵亡。仅从塞内加尔来看,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役年龄男性被征召入伍并派往法国参战。战后,法国殖民当局于1919年通过了新的征兵法,该法提倡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普遍征集男性士兵。数以十万计的塞内加尔散兵被迫参与法国殖民战争,并为殖民当局提供劳务。
 
  二战中,这些非洲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维希法国,后来是自由法国,更多数量的塞内加尔散兵应召加入战斗。1940年,非洲军队在法国陆军中大约占据9%的比例。战争期间,法国共征召了200000多名非洲黑人,其中约25000人战死,另外的一些人还曾被德国劳改营拘留,数以千计的非洲黑人战俘1940年被德军杀害;还有一些人最终逃脱死刑,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塞内加尔总统莱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尽管文化程度高且于1932年获得法国国籍,桑戈尔仍于1939年被征召服法国兵役(第二类士兵预备役),成为第59步兵师的士兵。一年后,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被德军俘虏,曾被关押在多个集中营里。普瓦捷第230号前战俘营是他最后待过的营地,该营地所有战俘均曾被用作殖民军队储备。同样是在这里,大批非洲战俘被德国人处决。守卫这里的德国士兵几乎每天都随机挑出非洲战俘,然后带到训练场进行射击练习。数千名非洲战俘就是这样被处死的。桑戈尔也险些遭此厄运,但幸运的是,他躲过了这种处决。1942年,桑戈尔因身体原因获释之后,回到塞内加尔和自己的部队。随后,他与部队一起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参加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战争。因此,艾哈迈德(2007年:156)指出:
 
  由于“白种人不必面临有色人种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白人意识并非‘针对’他们,而这种情况又使得他们彼此具有凝聚力”。从本质上讲,这使得白种人的行事方式成为“正常”规范,就像他们的第二天性,甚至当这些行为发生之时,我们根本意识不到。
 
  总之,桑戈尔已经在其著名诗集《黑人牺牲品》(Hosties Noire,1948年出版)中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黑人牺牲品》是桑戈尔的第二本诗集。他透过这本诗集讲述了自己参与战争和在劳改营遭受身体暴力,以及因黑人身份而受到朋友和敌人蔑视的痛苦经历。桑戈尔的经历与岩西(Yancy,2008年:xix)对白人意识和种族主义的见解产生了共鸣:
 
  “白人才正常”的白人意识使得有色人种遭受白人的歧视变得理所当然,“有色人种被排斥在白人的世界之外,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可疑、肮脏、不纯净,可能对白人的世界造成侵害”。白人在接触“异常的”黑人时,通常反应敏感,而黑人需要无数次地面对这种歧视。
 
  问题的本质不仅仅是难以承受的远离家园和前线危险之痛,法国还被分成了维希和自由两派。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均掌控着数量庞大的非洲部队。法国非常乐于用一部分殖民地部队向另一部分殖民地部队开战。“出口商行动”(Operation Exporter)大概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二战期间,德国人的中东政策主要用于支持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政权。他们试图切断英国与殖民地印度的联系,然后利用其影响力获得伊拉克的石油供应。1941年春,法国政府(维希)准许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在飞往伊拉克途中的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补给燃料。当时,法国仍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授权统治者。戴高乐(de Gaulle)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力劝英国干预维希法国。
 
  1941年6月8日(星期天),中东的英国军队在韦维尔(Wavell)将军的带领下,发动代号为“出口商行动”的军事行动,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入侵叙利亚和黎巴嫩。当时,苏联还未被入侵,日本也还没有轰炸珍珠港,英国的同盟国只有英联邦的成员国。
 
  据这些同盟国预计,维希法国一旦遭遇自由法国,肯定会迅速败下阵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维希政府掌控的部队规模不大,储备和供应也并不充足,但他们的地面部队十分坚韧且训练有素,小规模的空军在众多战役中也一直保持空中优势。
 
  “出口商行动”非但没有快速地取得胜利,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花了很长时间才与维希法国的捍卫者分出胜负。在7月12日停火之前,同盟国还多次遭受重大挫折。自由法国和维希法国之所以能够表现得如此勇猛,是因为它们的部队均由塞内加尔士兵和其他外国军团组成。事实上,他们中间少有真正的法国人。到7月时,自由法国和维希法国部队(尤其是其中的塞内加尔人)由于厌倦屠杀自己的同胞而拒绝继续交战。这场战争在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之后,总共约26000人的维希法国士兵中,仅5700人选择支持戴高乐政权,其余士兵在同盟国的监督下由海上撤至法属西非。这些塞内加尔人厌倦了与同胞交战,于是选择返回家乡。相比之下,黎巴嫩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由于缺乏塞内加尔士兵,维希法国部队仅坚持了六天便投降了。1941年7月14日,交战双方在阿卡(Acre)签订了停战协议。
 
  随着欧洲的战争持续,大量的非洲士兵阵亡。到1944年底,很明显轴心国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入侵德国腹地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意大利人已经改变立场,而戴高乐将军成为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和他的将军们一致认为,对法国军队进行“白人化”处理的时机到了。他们向那些在1944年法国解放之后返回西非的非洲士兵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当看到同盟国将德军赶出法国时,戴高乐便觉得,继续使用这些非洲部队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他下令用法国白人士兵替换曾战斗在前线的20000名非洲士兵。此举使得处于战争状态的白人和黑人士兵之间萌生了仇恨和厌恶之情。这些塞内加尔散兵被隔离在法国遣散中心,等着回家。而在这些地方,非洲士兵遭受着歧视性待遇。他们很少能得到所需的食物和资源,也没有任何住所。法国人拒绝向他们支付所欠款项,并且声称,由于他们不是法国人,因此没有权利凭借对法国解放的贡献而领取任何抚恤金或福利。随后,他们被运往塞内加尔达喀尔附近的拘留营。因此,斯尼德(Snead,1994年:4)指出:
 
  经过一番故弄玄虚(从历史上看,也就是指在人类价值方面抬高白人、贬低黑人的替代性观念),白人意识建立的排他事实使得它不仅易于实现,而且符合理性及道德标准。
 
  1944年12月,由于受到羞辱且并未得到承诺的一切,泰鲁易军营的非洲士兵为欠薪提出抗议。在法国政权看来,这次抗议行动是在宪兵的帮助下对法国军队和将军的违抗,因此下令法国白人军队使用机枪向非洲士兵开火,致使35名非洲士兵丧生、数百人受伤,不少人被监禁。
 
  这就是所谓的“泰鲁易大屠杀”。它并未记载于任何法国史书之中,但却成为非洲士兵心中永恒的痛。奥斯曼尼•森姆比尼(Ousmane Sembene)曾于1988年就此题材拍摄了一部电影——《泰鲁易军营》(Camp de Thiaroye)。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强迫塞内加尔散兵参加20世纪50年代镇压叛乱的战争,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交战。
 
  法国人认为有必要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非洲部队,是因为曾为法国浴血奋战的大量阿尔及利亚士兵因为法国人在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一个周末)屠杀他们45000名亲人和同胞的行为而感到愤慨。对于这些士兵,尤其是曾和法国大军一起与纳粹交战,却在回乡后发现家人已被戴高乐将军的部队杀害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士兵而言,这些事件是难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因为对法国的野蛮行为记忆之深,非洲部队才没有参与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为英国服务的非洲部队情况要好一些,但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他们发现自己也很难回归之前的生活了。他们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抚恤金。
 
  事实上,2006年9月3日,英国《卫报》便报道了二战中曾为英国浴血奋战的非洲老兵如今却生活窘迫的丑闻。曾在二战中为英国效力的津巴布韦老兵安德鲁•戈甘扎(Andrew Gengezha)先生回忆道:“英国曾帮助我们阻止德军攻击非洲。是的,德军肯定有能力渗入非洲……我受伤了。当时我试图投掷一枚手榴弹,但它却在我面前爆炸,于是我失去了一只眼睛。最后,他们用10英镑便打发了我。你能想象吗?就10英镑而已。这些白人全是骗子。我们如此艰苦地战斗,大多数人最终却白白牺牲。”(资料来源:大卫•史密斯,“他们为英国而战,换来的只是10英镑而已”,《卫报》2006年9月3日)文章作者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戈甘扎先生本人,他是一位闲雅的绅士。
 
  2013年,肯尼亚报纸《标准数字新闻》(Standard Digital News)报道称,那些曾为英国浴血奋战的非洲士兵如今已被遗忘,生活艰辛。被英国征召参战的非洲士兵、来自肯尼亚瓦辛基苏县(Uasin Gishu)的蒂莫西•阿拉普•桑戈克(Timotheo Arap Songok,96岁)回忆说:“他们来到我们南迪村,下令征召年轻男子。由于他们身居高位,没有人敢拒绝他们的要求。最后,我与年龄相仿的伙伴一同被迫参军。”詹姆斯•比尔根•阿拉普•罗蒂奇(James Birgen arap Rotich,90岁)1943年加入皇家非洲步枪队,1948年返乡。他回忆道:“每当小孙子向我打听作战的那段时光时,我只能向他们展示别在卡其色大衣上的勋章,这是英国军官授予我的,但也仅此而已。”(资料来源:赛拉斯•库斯克(Silah Koskei),“被遗忘的二战肯尼亚老兵”,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
 
  罗伯特•H•卡克博(Robert H. Kakembo)是最著名却鲜为人知的退伍军人之一,他在著作《非洲士兵的故事》(African Soldier Speaks)中记录了自己以及非洲同胞义务兵的战争经历。英国殖民当局最初阻止卡克博著作的出版,并试图掩盖退伍军人可能带来的潜在不稳定影响。因此,卡克博的著作未能出版,而是被装进保密文件库,防止非洲读者接触。英国殖民当局向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北罗得西亚以及尼亚萨兰发送200份复制品,同时警告其决策者,卡克博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退伍军人,相关方面必须对所有退伍军人实施管控措施,防止他们的著作引起颠覆性活动。事实上,殖民当局如此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一旦战争结束,非洲军人被遣散回各自的家乡后,几乎是发现不了什么改变的。的确,据米尔斯(Mills,1997年:19)观察:一般情况下,白种人对种族问题的误解、误传、逃避和自我欺骗是最为普遍的心理现象。这是过去几百年里实现政府、殖民统治和奴役所需要的一种认知和道德经济心理。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殖民征兵法,非洲人才背井离乡、被回购和绑架,然后在二战期间英勇作战。然而,人们却认为纪念活动不应承认他们在战争期间所作的贡献(阵亡、受伤以及恶劣条件的折磨),这真是令人遗憾并感到耻辱。因此,非洲国家并未受邀参与纪念活动,一个都没有。对于那些勇敢的非洲士兵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继续将非洲人视作下等、可有可无且不重要的“其他人”,是根植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思想,这种种族主义已持续许久并将继续困扰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欧洲。
 
  由此,我们看到了英国和法国殖民种族主义的虚伪:在欧洲和亚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非洲践行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英法殖民帝国招募或征召非洲人投入二战,前提是这会有助于反抗法西斯,然而非洲的英法殖民政权也就是像德国人那样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非洲的西方殖民政权将非洲人当作没有权利的次等人。这些政权是种族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并严重侵犯非洲的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人在非洲和英法军队中受到了种族歧视。主仆模式是非洲殖民时期英法种族主义的模板,其中欧洲人是主人而非洲人则是奴仆,在英法军队中也是如此。这使得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在家中和战争中都成了惯例。英法殖民者的立场是明确的:由于种族的劣等性,非洲人没有能力自治,于是,为这块“黑暗大陆”带去文明、启迪(基督教)和秩序,便成了“白人的负担”。种族主义也由此成为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的组织原则。英国和法国在其假定的依据之上建立了非洲殖民地,其依据是:非洲的种族是劣等种族,他们被描述为像野人一样(儿童一样),因而英法有权组织和统治非洲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非洲践行新纳粹和法西斯政策,却还宣称在欧洲和亚洲反对法西斯主义。这种虚伪只能在种族主义和无知认识论的范畴内理解。那些反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非洲士兵也因其种族而被利用、虐待、丢弃和遗忘。这是老式的种族主义。此外,还有一些西方霸权问题。为此,荷兰人权研究院及最近成立的跨文化人权中心同非洲和中国学者合作,寻求通过受体方式解决和重新平衡人权。
 
  实际上,如果非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权及世界和平的突出贡献继续被遗忘的话,是可悲的。因此,历史责任落在了非洲学者的身上,他们需要将非洲人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所作的这些重要贡献更加果断地摆到学术界和全球性的论坛上。非洲学者们必须大胆地、毫无歉意且毫不妥协地将非洲对世界和平和人权的贡献置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轨迹之中。非洲在全球事务和历史中的边缘化时代已然结束,非洲学者需要果断地让世界其他地区认清这一点。
 
  (作者奥古斯丁•汉格威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荷兰人权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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