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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和平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人权进步

2017-03-30 15:26:00   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   作者: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
  日本所发动的、主要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结束,比德国于同年5月8日在柏林的投降晚大约3个半月的时间。
 
  在本文中,我将尝试对“世界大战”这个在欧洲时常提及的概念进行一番重新阐释。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这场战争中总计6500万的受害者:从分布上看,他们大致一半来自亚洲、一半来自欧洲。
 
  另外需要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上看,这场战争所导致的受害者中,平民的数量比军人要多。从这点上看,它显得与先前的战争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战争往往集中于前线,后方的平民有时候还是可以幸免于难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蹂躏下,总共有3000万平民沦为了受害者。单在中国就有1400万到2000万普通百姓不幸遇难,还有600万中国军人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
 
  其实,在我的欧洲同胞或者法国同胞的印象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叙事仅仅限于欧洲范围内,而且很自然地把苏联也纳入其中:在纳粹德国所发动的这次灭绝战争中,有2600万苏联军民惨遭杀害。
 
  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在法国甚或在欧洲,人们对发生在亚洲的战事都不怎么了解:该主题既很少在教学内容中出现,也很少有相关的评论。有鉴于此,就需要对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之间的相似点专门进行一番比较说明。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才有可能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寻常的街头百姓将发生在亚洲的战事仅仅理解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丢向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则标志着战事的高潮部分。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八年抗战”的开始。其实如果把1931年9月视为起点的话,用“十四年抗战”的表述似乎更合适。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爆发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我借此旨在说明一点:欧洲人习惯于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事实上中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卷入了战争的烽火之中。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事的交汇时刻视为战争转为世界性的标志。这样看待问题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们依然不能无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远在1939年9月之前,在发生战事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二战主角们参与的身影:德国在军事方面对中国国民党提供援助;苏联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而美国则向日本提供钢材。在此阶段,即使世界大战尚未成为事实,也已经至少处于萌芽状态了。
 
  在欧洲,为了很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不断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参考。一战四年的矛盾冲突将当时的三大经济及殖民强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对立了起来。事实上,后面要发生的一切在当时就已经注定了。
 
  签订于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虽然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建立的国际联盟对其寄予了厚望,但在各战胜国强制下的和平同时也意味着前奥匈帝国的耻辱——它已荣耀不再,全然被摧毁,变得分崩离析。承受相同命运的还有被战火吞噬的中欧各国。和约签订时,年轻的德意志共和国正处于失血过多、无以为继的困境,但是它并未被真正征服:它并不愿意去支付和约所规定的赔偿,也不愿意接受法国对其领土的占领。这个“城下之盟”(Diktat)给德国带来的屈辱成为后来纳粹主义滋长的政治温床和民众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阿道夫•希特勒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德国的战败以及战败所带来的屈辱,再加上希特勒本人所经历的挫折以及他在维也纳的悲惨生活,所有的这一切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要等到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便会如导火索一般引发随后的灾难。只要等到出现了成群的失业者,而德意志共和国却无力解决其生计、甚至无法为其带来希望的时候,本来难以想象的事情便在歌德的祖国发生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环环相扣,愈发不可收拾了:纳粹分子在1933年合法地取得了国家政权,他们大力影响着德国社会的发展,还对德国进行了重新武装。与此同时,民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却听之任之,甚至签署了耻辱的《慕尼黑协定》。比其他人更会遣词造句的温斯顿•丘吉尔对此作了如下评论:“摆在政府面前有两个选择:耻辱或者战争。政府选择了耻辱,而将来它还得进行战争。”
 
  在此期间,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因为外交力量的干预,这场战争仅仅被轻描淡写地称为“事件”(incident)。根据日本方面的措辞,该“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圣战”,旨在确立“日本种族”的优越性以及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正当性。就此可以看到,在日本“昭和”时代和纳粹分子的雅利安人理想之间存在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试图在亚洲树立日本种族的优越性,而后者试图在欧洲领土上确立相似的种族优越性。正是以这个种族优越性为借口,纳粹分子残忍地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40万儿童。这就是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Shoah)。
 
  同样地,以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的教条为借口,日本军队于1937年在南京对中国百姓实施了大屠杀(纪念馆在新版的展示中对此进行了叙述)。南京大屠杀和德军在东欧的血腥屠杀如出一辙。
 
  我们还可以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平民身上所实施的令人发指的人体试验和门格尔(Mengele)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实施的试验相比较。
 
  最后要说的是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所实施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德国的四支流动屠杀分队(Einsatzgruppen)在苏联前线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
 
  从地理角度看,在当时那个年代,连接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是约瑟夫•斯大林所统治的苏联。其实研究斯大林的双重外交政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斯大林在1941年以前一直对中国提供援助,其目的在于抵制日本侵略西伯利亚的扩张野心。
 
  然而从1941年开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斯大林和其死敌——德国——的盟国也就是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苏联切断了对中国的军事和后勤援助。接下来,美国对中国提供了援助,不过援助的对象是国民党,而其用心正是要孤立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斯大林并没有撤出其部署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以抗击西面战线上德军的进攻的话,后果又会是怎样的呢?在飘摇不定的战局下,苏联还能守得住东西两条战线,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转折点么?
 
  实际上,很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巨大努力,才让日本侵略势力止步于欧洲战事之外。毫无疑问,中国对日本的牵制为斯大林战胜希特勒作出了贡献。
 
  苏联直到在雅尔塔会议上对美国作出了承诺之后,才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而仅在七天之后,已经羞耻不堪的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促使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那两颗恐怖的原子弹,它们不仅给日本这个国家带来了持久的创伤,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谓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二战的硝烟刚刚落定,另一场“战争”又接踵而至。对于我们欧洲人而言,后面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我所指的当然是将两个世界、两种政治观点对立起来的“冷战”,它在朝鲜半岛、越南和非洲导致了其他的冲突。
 
  你们伟大的国家,甚至你们昔日的敌人都承受了战争的残酷和伤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欧洲民众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正是因为人类的疯狂,因为这种潜伏于我们人类身上的黑暗面,才让你们伟大的国家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残暴的侵略战争。
 
  无论如何,你们伟大的国家以坚强的姿态走出了战争:在经历了外敌入侵时的团结一致以及内战时期的分裂之后,最终迎来了1949年的大转折。
 
  希望全人类以及中国人民都能牢记这段历史。
 
  (作者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系法国冈城二战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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