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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健 刘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权宣言》打上的烙印

2017-03-29 16:12:33   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   作者:常健 刘一
  从人权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普遍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达成的一种政治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受到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国际冲突特别是世界大战的影响尤为深刻。考察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各国人民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遍共识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的联合国决定制定国际人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它成为世界各国在人权问题上达成普遍共识的最重要标志,是国际人权发展划时代的里程碑。今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借这个时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人权宣言》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产生背景和内容,进一步领会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一、防止战争灾祸的重演是《宣言》制定的初衷和动力
 
  《宣言》的制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要求。《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显示联合国对人权保障的强调首先是基于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惨祸。《宪章》在第一条确定的联合国四项宗旨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为:“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再次表明了联合国对保障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之间关系的看法。《宪章》第五十五条规定联合国的任务应包括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并在第六十八条规定经社理事会“应设立经济与社会部门及以提倡人权为目的之各种委员会,并得设立于行使职务所必需之其他委员会”,又在第六十二条规定经社理事会“为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维护起见,得作成建议案” 。这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建立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而二战中法西斯暴行所激发的国际人权保护的强烈诉求,是联合国成立人权委员会及决议起草《宣言》的直接动因。
 
  从联合国历史文献的记述中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激发的国际人权保护意识是促成制定《宣言》的强大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政权妄图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并以民族、宗教为标准无国界地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二战期间,约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毒气室和灭绝中心被屠杀。纳粹大屠杀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公众的人权保护观念,人权保护不再是纯粹的国内事务,捍卫人权需要各国的、全世界的联合行动,这极大激发了国际人权保护的意识。据莫辛克(Johannes Morsink)的描述,美洲国家于1945年2月在墨西哥城召开了以“战争与和平”为题的研讨会,21个参会国家表达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宪章中应当包含一项国际人权法案的共同期待。在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参会的各位代表都承受着在《联合国宪章》中包含一个国际权利法案的压力 ,巴拿马、智利和古巴的代表则提议除《宪章》外,大会还应当另行通过一项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案 。“1300个美洲非政府组织联合刊登广告,呼吁人权成为未来任何国际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联合国宪章包括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人权义务” 。很多国家、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团体还在联合国宪章制定过程中主动提交国际权利法案草案。尽管联合国制宪会议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在《宪章》中包括一份人权法案,也没有来得及在会议期间单独制定出这样的法案,但《宪章》第六十二条专门就制定这样的文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联合国制宪会议闭幕辞中宣布的,“根据这份文件(《宪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个能为在座所有国家接受的国际人权法案(的诞生)》”。 
 
  对法西斯暴行的恐惧和憎恨,导致公众希望尽快出台一部国际人权文书来防止对人权的侵犯,这“对加快《宣言》起草工作的进程构成了一种压力……《宣言》的起草者意识到了这些压力……因此,《宣言》的起草过程就成了一场争取时间、唤醒对战争恐饰记忆的斗争” 。1947年1月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了国际人权法案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时间压力之下,《宣言》的起草进程是异常紧凑的。起草工作开始之初就制订了严格的进度计划,通过各种程序安排和起草工作人员对《宣言》内容所作的策略性安排,“《宣言》的制订一直是依照这个紧张时间表进行的。《宣言》处处优先,……《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得以如期完成”。 至1948年12月《宣言》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表决结果为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以这样的多数票顺利通过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文书,既要归功于起草委员会成员辛勤和卓越的工作,也应归因于各国人民期望通过达成普遍人权共识来防止战争灾祸的再次发生。
 
  二、防止种族歧视和压迫决定了《宣言》中权利主体的表述方式
 
  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这次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以“种族优劣论”、驱逐“劣等人”为借口推行旨在灭绝犹太人和其他被认为是“劣等民族”的种族屠杀;日本军国主义也以“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为借口肆意屠杀和掠夺中国无辜平民。这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使得世界人民认识到,确保每个人都平等享有各项人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屏障。因此,《宣言》不仅将“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一人权平等享有原则写入《宣言》首条条文,而且权利主体的表述也采用了具有普遍性含义词语,将人权的享有者确定为所有人类成员。
 
  《宣言》对人权主体普遍性和平等的强调还体现为通篇在表述其他各项权利的主体时使用“人人”、“任何人”(英文为human beings、every one和no one)等具有普遍性含义的词语,替代《宣言》之前的人权文书使用的“人”(英文为men,可被解释为“男人”)等具有限制性含义的词语。《宣言》英文版中共计使用“human beings”2处、“everyone”30处、“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1处,三者在中文中均译为“人人”;使用“no one”8处,中文译为“任何人”,使用“equality”、“equal”等中文意为平等的词语共计11处。不仅如此,《宣言》第二条还申明了非歧视原则,明确宣告“人人”享有《宣言》宣布的各项人权,“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三、战争的恐怖记忆影响了《宣言》的相关内容
 
  在1948年12月的最后一次大会辩论中,《宣言》的起草者们明确指出,《宣言》直接脱胎于他们刚刚遭受的战争的经历;“是受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野蛮谬论的动力驳使而成的”(黎巴嫩代表Charles Malik),“源自重新明确战争中受到侵犯的权利的需要”(印度代表Lakshimi Menon) 。战争给受害各国及其人民带来的创伤,深刻影响着《宣言》的制定过程,并深深铭刻于《宣言》的内容之中。
 
  (一)《宣言》第三条:确立生命权,避免大屠杀惨剧
 
  秘书处提交的《宣言》第一稿 (第3、5条)和智利、古巴提交的国际提案 均包含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个人安全权利的内容。起草委员会中法国代表(Mr.Cassin)对第3条评论道:“……我们正考虑生存权和人类生命的保护。那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1933年,当德国侵犯这些原则的时候,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思虑他们是否有权利干预以拯救那些人,维护这些原则,最后他们没有干预。随后,我们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因此,我们认为明确宣告人人享有生存权是最为根本的。” 
 
  (二)《宣言》第二条:为防止种族歧视而单设非歧视原则
 
  《宣言》第二条具体规定了非歧视原则,第七条规定了法律平等保护原则。这两项条款使人直接联想到德国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残酷迫害,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以种族主义为借口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它们成为世界大战的重要导火索。正如中国代表张彭春所指出的,《宣言》在人权平等方面“有必要强调人类种族的团结和一致性这一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世界人权宣言》始终能够被正确理解,以及防止将来任何以种族不平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三)《宣言》第九条之争:对德国纳粹统治形式合法的忧虑
 
  《宣言》的最初草案(秘书处起草的第一稿)中关于逮捕、拘留的条款是这样表述的:“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剥夺个人自由,除非经法庭依法判决,或是经过公正法庭的依法审判,或者审判必须在被逮捕后的合理期限内进行。非在全国紧急期间,由纯粹行政命令进行的拘留都是违法的。” 但在随后的审议中,这样的表述受到质疑,质疑的理由是二战期间纳粹的统治也具有形式合法性。世界犹太人协会(World Jewish Congress)的代表比南菲尔德博士(Dr. Bienenfeld)提醒大家,要警惕“使用‘法’(law)这样表述的危险……(因为)严格说起来纳粹的行为也是合法的”,“没有……明确法律的本质。在纳粹政权统治下,数以万计的人依据完全有效的法律被剥夺了自由”。 这样的质疑也得到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Carlos P. Romulo)和黎巴嫩代表马利克(Charles Malik)的支持。在人权委员会第二次起草会议上,起草者们指出,如果这样表述,那么“法律的意旨就完全由政府来解释了”(Charles Malik),“使纳粹能解释各种罪名的逮捕” (Santa Cruz)。随后,第一稿中关于逮捕、拘留等的表述就成了争议点。最终,该条款被精简为这样的表述:“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随后又增加“放逐”一词,最终通过了审议,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宣言》第九条。
 
  (四)《宣言》第十条之争:对德国司法系统纳粹化的记忆
 
  二战期间,希特勒向德国司法系统各个机关派任纳粹信徒,设立特别法庭处理希特勒清单上所列的“罪行”,这完全摧毁了整个法院系统的独立性。对德国司法系统纳粹化的深刻记忆,使得“将由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对刑事或其他案件进行公正审判的原则写入宣言中,无人表示异议” ,“无论在德国还是其他各地,第十条都明显被视作起草者们针对这些事情(德国纳粹司法)而起草的”。 
 
   (五)《宣言》第十五条:防止剥夺国籍权的惨剧再度发生
 
  1947年6月,秘书处提交的《国际权利法案起草大纲》 中(第32条建议)就已经包括了国籍权:“每个人都有国籍权。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出生国的国籍……。每个人都不应当被剥夺或失去国籍除非他在此时取得新国籍。”尽管将国籍权视作一项应受保护的人权的观念还不能挑战传统的国籍由国内法管辖的观点,但二战期间无国籍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却使“不能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国籍”得到一致赞同,“(关于国籍权的条文)是为了明确:首先,不应任意剥夺个人的国籍,就像德国纳粹统治时期政府任意剥夺成千上万人国籍那样……”。 在对有关国籍权的讨论中,虽然法国建议的“联合国和会员国家都有义务阻止无国籍状态” 的表述未获通过,但最终保留了英国和印度联合提起的修正条款“每人都有权拥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 ,成为最终通过的《宣言》的第十五条。
 
  (六)《宣言》第二十五条之争:二战中遭受的剥夺衣食住房之苦
 
  在人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临时工作小组将基本生活水准权利表述为:“人人有权享受生活保障。其包括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一定生活水准和社会服务的权利以及遭到失业、疾病、残废、衰老和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生计时获得保障的权利。” 苏联代表坚持将住房权和医疗权写入该条款,因为在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期间,苏联超过600万的房屋被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房屋的焚毁导致大量的冻伤,药品稀缺造成疾病无法医治。但这项提议被人权委员会投票否决。此时,中国代表张彭春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在“社会服务”之后插入“包含食物、衣着、住房和医疗”的表述。 人权委员会最终以12票支持、2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张彭春的修正案。
 
  (七)与二战中人权灾难相联系的其他条款
 
  在《宣言》中还有许多其他条款也与战争中出现的那些侵犯人权的暴行相联系。如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使人们联想到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残酷奴役;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使人们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对反抗侵略的中国人所实施的种种酷刑及对无辜平民实施的各种惨绝人寰的活体试验。这些条款深深打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烙印。
 
  综上所述,《宣言》中的许多条款都深刻反映了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苦难,表达了世界人民避免法西斯战祸再次重来的殷切希望。正是这种共同的苦难经历和对未来发展的共同期望,使得人权通过《宣言》的制定、宣布和传播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一种普遍的价值共识。从人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战争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和痛苦,而它们又促成了普遍性的人权共识。
 
  (作者常健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作者刘一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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