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本来是针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或“变形走样”。有些部门热衷于制定生态修复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些地方把生态修复简单地理解为植树造林；有些人沿袭“改造自然”的思维惯性，说是“生态修复”，结果却变成了“破坏性生态建设”等等。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蔡运龙看来，生态修复能否解决问题，取决于对生态问题能否准确诊断并“对症下药”。

    “因地制宜”方可“对症下药”

　　记者：生态修复为何要“因地制宜”？

　　蔡运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物”。把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物种移植到干冷的大西北去，结果就不是“南橘北枳”那样简单了，轻则劳民伤财，重则造成有害生物扩散。生态修复要遵循“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必要条件”等自然规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农则农、宜渔则渔。

　　此外，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目前有部门热衷于制定生态修复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推广模式”等等，事实上，生态修复的地域差异性和生态异质性无处不在。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规范虽必要，但不能忽视和抑制地方经验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专家未必胜于田夫野老。

　　记者：生态修复如何“对症下药”？

　　蔡运龙：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要从社会经济层面寻求解决之道。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变“土里刨食”般对土地的严重依赖，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进而修复生态。

　　目前的生态修复工程往往在生态系统上下的功夫多，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下的功夫少——这是“治标不治本”。

　　生态修复还应该从空间尺度来认识：局地尺度（具体地块）的生态修复可以也能够直接针对生态系统进行人为干预，如平整土地、人工造林、开发水源等；区域尺度（宏观范围）的生态修复则应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上下功夫。

　　大自然是最高明的“生态修复师”

　　记者：为什么对生态修复沿袭“改造自然”的思维惯性感到担忧？

　　蔡运龙：我国很多生态修复工程过度干预自然演替过程，导致缺乏可持续性，效果适得其反。我所见到的生态修复效果最好的地段都是自然恢复的，所以大自然才是最高明的“生态修复师”。沿袭“改造自然”思路进行生态修复，往往好心办坏事，巨大投入打了水漂，此类“破坏性生态建设”当然令人担忧。

　　记者：生态修复为何跳不出“改造自然”的思维惯性？

　　蔡运龙：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预，类似于医疗界的过度医疗，都是钱惹的祸。明明知道“坡改梯”未必能减少水土流失，且改造后的土地生产力低下，为什么还要干呢？因为里面有利益驱动。工程投资给相关部门和企业带来的利益自不必说，按现有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增加了“耕地”可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这对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有利可图，于是乐此不疲。但建设用地占用的是优质耕地，用“坡改梯”形成的劣质耕地来补，不仅在生态上入不敷出，也威胁到粮食安全。这种思路和作为大行其道，着实令人担忧。

　　生态修复亟待解决问题多

　　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在生态修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瓶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蔡运龙：首先是观念和思路，要把目前盛行的“如何改造退化生态系统”转变为“如何使退化生态系统走上自然恢复的道路”。这个观点我在《光明日报》2016年2月19日《生态》版上刊登的《生态修复必须跳出“改造自然”的老路》一文中已有表述。

　　其次是部门协调不够，未能做到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财政投入巨大，但水利部门只管水，林业部门只管树，农业部门只管种植养殖，国土部门只管土地整治，可谓“九龙治水”，各有各的路数和考核指标，很难统一规划立项，协调发展，系统修复。

　　再次就是很多生态修复项目“治标不治本”，这与项目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有关。项目执行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结题时就要考核植被覆盖率增加了多少、土壤侵蚀减少了多少。俗话说“百年树木”，生态修复的效果哪里是几年就可以显现的？这不是逼着项目执行者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吗？

　　加之，基础研究薄弱，与实际应用脱节，也是生态修复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前面已指出，生态修复需要“对症下药”，目前对症结的研究远远不够，对退化的原因和机理认识不足，因此很难在生态修复的技术和工程上有突破和创新，正如有人所说：“搞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玩来玩去还是老一套。”

　　最后，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制度建设。要逐步建立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土地使用者、公众等）都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制度。可以考虑把修复效果纳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或明晰土地产权，以提高农民保护和改良土地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