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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两委”换届的故事

2016-04-06 08:58:3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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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两委”换届中开通“O2O”模式,线上线下随时了解换届全过程。解琛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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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上里村,几名壮族妇女在观看换届纪律宣传漫画。龙林智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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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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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罗源县纪委信访工作人员在飞竹镇仓前村向村民(右一)了解情况,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有句话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有不少地方流行一句俗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村级选举每3年一次,时间周期短于各级政府每5年一次的换届。而今年,正是许多省份的村“两委”换届年,这是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有数亿农民,中国基层村民自治的选举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中国治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采访多地基层官员,了解村“两委”选举背后的故事。

  选出来的应是“能人”

  尽管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本报记者采访的宁夏、云南、重庆等多地基层官员,都已经开始为今年的村级选举做准备。

  事实上,村级选举包括两部分,村中国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前者简称村支部,后者简称村委会。前者由支部(全村)的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后者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在广大农村,村级换届是一件大事。

  “对于村民来说,电视上的官太远,身边的村支书、村主任最管事儿。”在宁夏某地做乡长的孟冬,最近已经开始准备今年六七月份的村级选举。他告诉记者,2013年他作为乡镇领导指导过一次村“两委”班子的选举。

  孟冬感慨,他所认识的村支书、村主任大都是村子里有能耐的人,选出来的基本都是一些有威望、有声望,自身能力较强的村干部。另外,不少人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磨炼,无论对老百姓做工作还是协调,都有其过人之处,推动着工作向前走。“村支书、村主任不是官,但是权力一点都不小,所以这个位置很重要。”

  在华中某省工作了三年的选调生王晓告诉记者,他发现通过观察基层选举,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基层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经历村‘两委’换届选举,对于我这个年轻干部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锻炼,能获得坐在书斋里学不到的。”

  动员早已开始。云南大学生村官于鑫告诉记者,4月这里将进行村“两委”换届选举,在此之前,镇上已经召开了动员会,面向所有村“两委”班子成员、纪律监督委员会、大学生村官和扶贫工作队队长等,对政策进行了解释,比如职数设置、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比例等。“接下来,镇上会有相关领导去每个村给大家再做政策解读。”

  提高村级治理水平,也成为许多地方考虑的重点。“三上三下”,在重庆丰都县董家镇,为即将开始的村级换届做了这样的准备:选拔部分现职村干部上镇级部门锻炼,同时选派镇级部门干部下村补缺任职,多岗位锻炼,加强他们的工作综合能力;选拔优秀本土人才上镇党委、政府工作,力求尽快熟悉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同时选派机关、事业单位部分30岁以下工作人员下村任职“第一书记”或脱贫工作队队员,争取调动全镇居民的脱贫积极性;选拔经村党组织推荐、镇党委综合考察的优秀农村人才到镇党委、村委工作,力争既是村务监督员又是优秀后备村干部,同时选派镇党政班子成员下村任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

  对打击贿选动真格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弊端,基层选举也不例外。而解决这些问题,是让基层良好运转的重要前提。

  基层贿选就是其中一个大问题。

  最近,昆明市委组织部就出台了《关于严肃村(社区)“两委”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将基层选举不可触碰的“9种情形”明确列出来。

  在分析人士看来,这“9种情形”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向选举人赠送现金、存单、银行卡、会员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实物;为选举人提供吃请、旅游、休闲、健身、娱乐等消费活动;以慰问、帮扶名义向选举人赠送财物;以交保证金形式,许诺当选后将保证金分发给选举人;以许诺当选后赞助村级组织或群众团体活动经费、免除村民债务、给予选举人其他利益或好处等;分发集体资产、用集体资金为选举人交纳各种费用进行拉票;向其他竞选人送钱送物或给予某种利益,让其退出选举;以贿赂等手段诱使或收买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进行舞弊;利用其他手段进行贿选的。

  事实上,各地都在对贿选行为动真格。例如,在辽宁营口,该市“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通报了3起村“两委”换届违法违纪典型案件调查处理结果,指名道姓将2名当事人取消候选人资格,将1名当事人免职,另外,还有3名当事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有1名当事人受到刑事拘留处罚。

  在王晓看来,还有一些问题不得不面对。例如,尽管老百姓都很重视手中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投票过程中的参与度有待提高。他曾工作过的镇,地处华中、西南交界,山高路远坑深,在历次合乡并镇中,出现了很多撤并村,一个行政村往往能有两三千人之多,这导致一些自然村的老百姓不认识来自其他村的候选人,也不知道该投谁。

  除此之外,血亲、姻亲、民族、家族等多种因素,都是多年来观察基层选举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如何因时因地处理这些情况,也考验着基层管理的智慧。

  王晓告诉记者,对于直接与村“两委”班子打交道的乡镇政府来说,最希望的是有一个扁平化的组织为村民负好责、服好务。

  远在宁夏的孟冬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乡长,他直言“很多村支书和村主任能跟我争起来、骂起来”,因为他们是民意的代言人,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很多时候比乡干部更加了解情况。“我们当然希望村上的矛盾越少越好”。

  越来越多年轻人参选

  如今,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办企业或者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参与村干部竞选,为村子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我们这种地方,村主任肯定没有在城里打工的人赚钱多,为什么还有年轻人来竞选?”在王晓看来,村干部每月几百元到1000多元的收入,并不具备吸引力,但是这个职位所带来的威望和声誉,让许多人愿意参与其中。

  这种荣誉感,让许多村干部上台之后扎实苦干,获取老百姓认可。王晓曾在2013年主持过一次村委会选举,结果选出来的村主任自家门前至今只能通摩托车,却先把其他老百姓门前的路修了,履行当初承诺的同时,获得了广泛认可。

  在云南大理挂职村第一书记的于鑫对此感受也很深。他告诉记者,村级治理的很多事都是大家商量着来做。他来到村子后发现,当地村支书比较能干、也有威望,因此,两个人在短暂的磨合过后,无论在基础设施完善、扶贫还是教育方面,都有着比较好的互动。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均溪村,同为村第一书记的习兵,则肩负着让村委班子重新凝聚的重任。在这个地处偏远的村子,“两委”班子瘫痪,仅仅上一届村委班子就有5个人离职,过去10年间村里换了7任书记,补贴也发不出来,村民不愿意当干部。从建“制度”到招商,他在拉近与群众距离的同时,也让村委院子渐渐有了人气。

  从总体上看,以前许多村干部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在部队见过世面,也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如今,许多年轻人回来,需带着“公心”,造福乡里。

  年轻人在基层有着上升的广阔空间。在湖南省桂阳县,针对大学生村官文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与基层联系紧密的特点,今年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桂阳县探索将部分表现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党员选入党代表队伍,以进一步提升乡镇党代表队伍活力,优化乡镇党代表队伍结构,提高党代表参政议政能力。

  今年的村“两委”选举,在分析人士看来,还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选出来的村干部能否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四川,全国人大代表、九龙县毛菇厂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富即将退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起,他就一直肩负着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重任。从村里没有一条出去的路,到如今主干道修成了水泥路,村子里的情况早已大幅度改善。面对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任务,他直言,接下来新选上的村“两委”班子,还将面临很多考验。“我对他们充满信心,村子的未来是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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