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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农村妇女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2015-12-28 08:56:14   来源:燕南园爱思想   作者:胡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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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危机及其社会性别化影响
 
  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气候危机正成为威胁全人类的一个严峻挑战。干旱、风暴、洪水、冰川融化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灾害不仅愈来愈频繁,而且也越来越严重。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气候危机面前,谁在其减缓和适应的过程中最为脆弱以及如何使这个脆弱人群参与其中,正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家庭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性别角色、责任、劳动分工及拥有资源和权力的差异,较之男性,妇女在遭遇气候变化的冲击时通常会更为脆弱。兹引内蒙古村妇们的两则访谈片段为例:
 
  一想起从前的日子我就特别难过。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拾柴、摘野菜。今天连猪都不吃的东西那时我们穷人都吃不上。我15岁那年结了婚,家里的男人去给地主扛活,我夜里两三点就要爬起来做饭、挑水、砍柴、挖野菜以及干其他各种家务活。那时这里有的地方草深得有一屋子那么高,割草就像是砍大树一样。走集体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那时没吃的,也没烧的。那时的天特别冷,为了冬天烧炕,山上被搂柴搂得溜光溜光的。有些年,春天大风卷来的沙土一个晚上就在家门口堆起一大堆,连门都打不开。我们妇女和男人一样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回到家里还是不停地干活,没有人捞到好日子过。
 
  分田单干以前,这里有时雨水还真不少。那时大伙房子都破,再赶上种地或间苗什么的,你越怕下雨,老天就越下雨。现在好了,年年干旱,越来越旱,你怎么求神拜佛也不灵了!我们这些没本事妇女只能靠种地。一年忙到头,种庄稼能挣几个钱,碰到这样的干旱天气就更没法子啦!村里多数人家都有饥荒(指债务),男的不去打工挣钱怎么办呢?要是两人都在家里窝着我们怎么还债?现在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钱,雇人干活出不起钱呀。除了实在没有办法,我都是咬咬牙自己一个人干,不管是地里还是家里的活,我自己干得了的就不求人,整天都忙得腰酸背痛,我们妇女就是这个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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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的物质境遇、与生态环境之间密切的日常互动以及更倚重自然资源为生的现实等等,均会使贫困弱势妇女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威胁和灾难面前不堪一击。诚然,很多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都加剧了贫困农村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劣势,而气候变化本身又会进一步带来一系列连锁的负面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别维度,我们需要更微妙地探究农村社会性别化的脆弱形式及妇女脆弱的根由。
 
  第一,贫困妇女的生活和生计比男性更依赖周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不消说,她们因此也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外出打工是中国小农的一个主要生存策略。外出寻求谋生之路的主要是男性,已婚妇女则因社会文化规范和家庭照料责任而滞留乡野。《2012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分年龄段数据表明,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4.9%, 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伴随青壮年男性大规模外出谋生,"农业女性化"在一些地方日渐明显。妇女在一些地方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甚至高达70%-80%。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和歧视,从事农业的妇女仍不能平等地获得有助于提高其生产率的生产资源和农业支持性服务,其中包括土地、金融服务、信贷、化肥、种子等农业投入物、推广与销售服务、技术及教育培训等等。这意味着农村妇女难以有效履行作为耕作者的角色。例如,农地的分配和使用便是妇女在环境资源拥有和控制方面处于弱势的最主要表现之一。由于从夫居的婚居模式的盛行,土地无法随女性结婚而流动,出嫁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权利遭受侵犯时有发生。农村70%的无地者是妇女。丧失了承包地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来源,从而也会削弱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
 
  第二,"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尽管在特定时空不断发生变异,但农村两性之间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野依然生生不息。由于社会性别建构的性别角色与行为,妇女和男性在家庭和社区各个生活领域的角色、责任和劳动分工不尽相同。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往往只给男人分派"养家活口"的任务,而妇女除了种庄稼而外,还需包揽做饭、洗衣、找柴、取水、生养孩子、照料老人病人等各种多样化角色。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主要由妇女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格局则几乎没有多少触动。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进行的时间利用调查,男性有酬劳动的参与率(74%)高于女性(63%),而无酬劳动的参与率(65%)则低于女性(92%)。城镇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是92%,高出男性20个百分点;乡村女性无酬劳动的参与率是93%,高出男性35个百分点。就劳动时间来说,2008年女性每天的有酬劳动时间为4小时23分钟,比男性少1小时37分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54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31分钟,前者比后者多2小时23分钟。不难想象,独自承担大量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留守妇女的时间负担有多沉重。
 
  气候变化势必加剧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例如,很多地方饮用水、饲料及燃柴等能源供应往往由妇女负责,尤其是在男性流动出去之后。当干旱或洪水来袭时,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找柴或取水,这必然会影响她们创收活动的时间。再比如,由于农村社会安全阀的阙如,在气候灾难降临后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都将面临照料病患者的更大压力。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还有可能因病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假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没有提供社会保护或者所提供的保护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话,则这种外界的干预努力还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性别失衡。
 
  第三,气候变化导致的长期干旱、洪涝、沙漠化、降雨不规则等会加剧安全饮用水的匮乏,从而使妇女在维持家人健康和家庭卫生方面付出更多代价。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改善对于作为孩子、老人、病人的主要照料者和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主要承担者的妇女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降低女童和妇女的时间和劳动负担。然而,西部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居民迄今仍生活在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脆弱环境之下。尽管近年来改水改厕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到2011年,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仍只有69.2%,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还不及半数,占47.3%。自来水的普及率同样不尽人意,2011年饮用自来水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2.1%,有的省份仅占一半多点。例如,安徽省为50.4%,广西为54.5%,陕西55.1%,四川为56.2%,内蒙古58.4%。
 
  第四,妇女应对和恢复能力比较弱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参与环境决策等方面处于劣势。女性在全国各级领导干部中的比例依旧偏低且增长缓慢。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到2009年,农村妇女参加村委会的比例占21.5%。在很多地方,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往往是清一色的男性。即便妇女得以入选, 也常常处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底层或边缘。女性常因脱离村务管理而缺乏政治影响力。这也意味着她们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特别是与气候相关的决策中也处于边缘化境地。如同农村妇女的经济作用和贡献被忽视一样,她们在草根决策层的缺位或无权会使其环境知识、经验和需求等被漠视或低估。这进而会导致她们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农作实践中利益诉求和优先发展目标得不到考虑。
 
  第五,各种结构性因素也限制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我保护能力。譬如,妇女常因贫困而无钱购置保护环境的技术或投入物。她们也会因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只能种植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但劳动强度却较大的庄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开展的"中国入世对农业部门妇女的挑战"研究揭示,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妇女掌握农业技术的程度大受影响;教育上的劣势限制了她们参与收入更高、报酬更高的技术性农活或者实现非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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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政策回应及其缺失
 
  社会性别维度是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一个后来者。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1997年第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政治框架,但凝聚了国际共识的这两个核心政策框架都是"社会性别盲"的。因为它们最初只希望通过减排来遏制全球变暖,含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则被严重边缘化。在后来的20年多年中,在妇女公民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及女性领导人,特别是"全球社会性别与气候联盟"(GGCA)的不懈努力下,国际气候话语和政策文本才对社会性别问题做出了更为敏感的反应。
 
  因为国际话语中这一维度的缺席,无论在中国的主流学术研究还是在相关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与环境这两个发展领域一直是被割裂开来的。中国政府有关环境/气候变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性别盲或性别中立的,无论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发改委负责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是国务院2008年和2011年发布的两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都只字未提妇女或社会性别问题。而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政策往往忽视自然环境或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2001年和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两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都不曾出现"气候变化"这个字眼。前者确定了妇女在六个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其中的第六领域"妇女与环境"中关注妇女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仅有一个目标:"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及决策的程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2011-2020)》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它继续将"妇女与环境"作为七大领域之一写入其中并设计了四个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主要目标:它们分别是:7.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降低水污染对妇女健康的危害。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提高到85%左右;8.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85%。城镇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与实际需求相适应;9.倡导妇女参与节能减排,践行低碳生活;10.提高妇女预防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满足妇女在减灾中的特殊需求。它提出的相应策略措施包括:减少环境污染对妇女的危害;组织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特别是促进妇女主动参与节能减排,崇尚绿色消费,践行低碳生活;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程度;在减灾工作中体现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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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权妇女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妇女虽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更大威胁,但同时这个庞大人群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的积极能动者。只要得到有效赋权,她们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节能减排,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可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不必说通过投资于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健康、福祉及社会地位提高等,可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最终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妇女在支持家庭和社区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及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有一个例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尽管妇女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中占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的比例,而且,近年来各地受各种气候极端事件的侵扰更为频繁,然而自2004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粮食接连九年增产,产量也连续六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到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到了58957万吨。农村妇女的作用和贡献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可见,有效赋权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对妇女自身的进步,而且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计议,政府应在互为关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大支柱领域齐头并进。以下政策选择和干预无疑至关重要:
 
  第一、在与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相关的政策、项目、方案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与此同时,重点致力于降低贫穷和边缘妇女人群应对市场、社会及气候风险的脆弱性。为此,要增强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尤其是气候适应策略时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能力,开发与性别相关的检测与评估框架及指标。
 
  第二、 鉴于妇女在粮食生产与农业和日常生活和消费中的关键性角色,开展更多研究以更好了解和理解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妇女的作用和妇女的应对之策,并收集、分析和传播分性别的相关信息和数据。
 
  第三、促进妇女参与有关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干预和决策。应按国际经验和规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干预中采取以权利为本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参与式方法。妇女应平等地获得适应或减缓气候变化的知识、新兴的绿色科技和新设的绿色岗位。
 
  第四、确保贫困和弱势的妇女群体平等地获得各种生产性资源土地、信贷、推广服务、优质化肥等,并增强她们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努力确保更多人公平地获得可靠的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降低妇女缘此而蒙受的收入减少、生活不方便及健康受损等影响。
 
  第五、减灾、备灾和灾后重建时融入社会性别视角以便降低对妇女的负面影响,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保障其基本权利。
 
  第六、加强妇女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方,尤其是受干旱困扰的农村、沿海地区及生态脆弱的山区,通过倡导、教育、培训及普及相关知识等途径提高对妇女对节能减排、与灾害有关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认识、理解和意识。

  (作者:克拉克大学(美国)妇女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性别与发展;生殖健康;乡村人口、资源与环境;农村妇女发展、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论以及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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