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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人权领域形势与人权理论研究讨论会

2014-11-05 08:38:13   来源:   

  1995年3月30日,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当前国际人权领域形势与人权理论研究”讨论会。来自中央党校、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30多人参加了会议。秦华孙、杨春贵、范国祥、黄楠森、张海涛、吴雄丞、崔自铎、王正萍、刘奋之、陈志尚、张宏毅、董云虎等同志先后在会上发了言。现将会议情况简述如下。

  一、当前国际人权斗争形势

  人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德、意、日等国法西斯统治大规模侵犯人权,终至酿成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联合国宪章》将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和激励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规定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但是,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西方国家逐步对人权问题加以歪曲利用,作为其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特别是70年代欧安会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和美国卡特政府实施人权外交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发动了强大的人权攻势。他们一方面用人权问题向苏联、东欧国家施加压力,使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又用人权问题煽动和支持苏联、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力图从内部搞垮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人权武器在西方瓦解苏=势、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西方进一步加大了人权攻势的力度,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列为进攻的重点。国际人权斗争出现了新的态势。

  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同意,当前国际人权斗争主要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斗争,是国际社会南北对立的一种表现。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一刻也没有放松控制和支配国际事务的努力。为了配合其建立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战略安排,西方国家把人权问题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加以运用。刘奋之同志指出,当前国际人权领域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北强南弱、北攻南守。西方发达国家从各个方面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进攻和演变,不断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力图从思想上瓦解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设计好的、有利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之中。人权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因素,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权本身,变成了西方西化全球的战略工具。在这场斗争中,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占据优势,处于进攻的地位。范国祥大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把人权的本来意义歪曲了。他们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国际人权斗争,歪曲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发展中国家的闹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观,或迫于西方的各种压力往往难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国际人权斗争的前列,是西方国家发动人权攻势的主要目标。董云虎教授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大作文章,先后掀起了几次反华高潮。我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迄今为止,我国成功的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制裁,并且迫使美国不得不把人权与对华最惠国待遇脱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我国也连续5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西方也在不断调整其对华人权战略。我国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严峻,不容乐观。秦华孙副部长结合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的斗争情况指出,利用人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是西方的既定方针,今年我国仅以一票之差挫败了西方反华提案,说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我国进攻的决心已定,势头很猛。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它们肯定会重新组织进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清醒的认识和及时的对策。张海涛研究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认为我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是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华、反共、演变中国的一致努力则是我国必须加以克服的严重问题。

  二、当前国际人权斗争的特点

  与会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去年宣布把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这是我国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同时它也标志着西方延续了好几年的以双边制裁为主的对华人权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使国际人权斗争表现出新的特点。特点之一是斗争的长期性。西方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权交锋将长期进行下去。吴雄丞教授指出,人权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际形势,与两种制度的对立和较量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人权问题。范国祥大使认为,国际人权斗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根本对立的一个侧面。在两种社会制度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国际人权斗争不会停止。目前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我国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要准  备打持久战,以便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秦华孙副部长和夏旭东研究员都指出,国际人权斗争的长期性是由总是国际形势决定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促成中国的演变,另一方面又要在外交、经济以及军控等方面同中国合作。双方都不愿意彻底破裂。因此,西方会在维持同中国的关系的情况下,继续推行人权外交,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并进一步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中国也将在维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反对西方控制、回击人权攻势的斗争。

  特点之二是,斗争的复杂性。崔自铎教授指出,国际人权斗争已经不纯粹是人权问题了,它同政治、经济、外交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变的十分复杂。陈志尚教授认为,国际人权斗争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双方攻守进退经常转换,局势多变化。从总的形势看是北强南弱、北攻南守,但在特定时期、特定问题上,又可能会出现南强北弱的形势。美国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西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活动的失败,都说明我们是有力量的,可以是有所作为的。张宏毅教授强调,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阵线相当复杂、犬牙交错。许多发展中国家态度暧昧,左右摇摆,西方国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利用矛盾做好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就有可能争取到对我国比较有利的结果。

  多边化是目前国际人权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西方人权战略的调整,西方国家加强了在多边机构的活动,力图运用国际组织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董云虎教授认为,当前西方人权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在保持对华全面交往和接触的基础上加大对我国进行人权渗透的力度,另一方面将对我国的人权施压多边化,形成了双管齐下、各有侧重的状况。刘奋之同志指出,在人权问题上借助多边机制施加压力,是西方早就使用过的手段。例如,通过欧安会对苏联、东欧发动人权攻势,就是西方国家70年代实施的一项战略措施。现在,他们在双边手段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又开始转向多边机制。他们一方面试图强化联合国现有的人权会议和涉及人权的国际机构,借此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企图建立新的国际人权干预机制,从而更加广泛地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美国提出要建立联合国人权干预部队等,即是明证。

  三、人权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人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对外斗争、理论研究、制度建设、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而理论研究则是进一步搞好国内人权建设和有效地开展国际斗争的基础。在当前国际人权领域面临新的形势的条件下,加强人权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前赡性,把人权理论研究引向深入显得尤其迫切。范国样大使认为,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人权理论研究显得薄弱一些。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外交人员能够从各个学科出发,为他的人权政策辩护,虽然是歪理,但讲出了一套道德。我们也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我们自己的理论。

  学者们指出,深化人权理论研究必须进一步破除人权是资产阶级专利的错误认识。黄楠森教授指出,我们的人权旗帜举得还不够高。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人权的旗帜,从理论上加深对人权的研究,从宣传上扩大对全国人民的人权教育,从实践上加强国内的人权建设。能够真正彻底地讲人权的,只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资格讲人权,因为剥削在本质上是违背人权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一切领域实现人权。我国在人权方面一定可以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我国已经是政治大国,将来还会成为经济大国,我们也应该成为人权大国。

  深化人权理论研究还必须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人权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有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于深入探讨。杨春贵教授指出,在人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有一系列原则的立场和观点,邓小平同志也有不少重要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同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针对西方的主要论点,结合国内外实际,对我国的人权观进行科学的而不是武断的、深人细致的而不是简单化的阐述。刘楠来研究员认为,人权理论研究应该从学术的角度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应该侧重理论的说服力。例如,简单地讲主权高于人权就不够,而要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理论出发,讲出主权高于人权的道理和根据。这就要求我们人权理论工作者开展扎实、深入的研究,切实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会专家指出,对诸如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人权的阶级性、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生存权的内涵、发展权的定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含义、亚洲人权观的特点、国际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民族自决权的地位、国内人权建设的措施等等问题,都必须从理论上作出有理有据的阐述。此外,还必须对国际人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西方人权外交的理论及其危害性,对这种人权外交在苏东剧变中所起的作用,对西方人权新战略对我国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等等问题,都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冷静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以加强理论研究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与会者一致认为,深化人权理论研究归根到底应着眼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内的人权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为国际的人权斗争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吴雄丞教授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吸收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是体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为此,我们必须在对外斗争与国内建设的结合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研究、宣传、教育的结合上狠下工夫;必须加强协调,开展合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进行集体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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