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人权研究会 > 学术园地 > 文章 >
刘雪斌: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法治中国建设

2014-06-24 14:26:02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刘雪斌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法治中国建设 

 刘雪斌    

  “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追求,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伟大的梦想”,它涉及中华民族百年来对富强、民主、文明、法治和人权等诸多美好愿景的期待和渴望。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党中央不仅重申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尽管法治中国承载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价值目标的重大任务,但是,在现代社会,基于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强调以人权为实质价值目标指引法治中国的建设,无疑是法治中国的本真涵义之一,也必然会渗透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

  一、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的概念阐释

  (一)法治中国的内涵

  2013年1月,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认为,法治中国是指在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确立了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至上地位,它符合法律统治和良法善治要求而形成的理想、制度和实践状态,通过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坚实地担负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大政治和历史使命。

  (二)人权保障

  包括尽管包括人权的政治保障、人权的法律保障和人权的文化保障等诸多类型,人权保障主要表现为人权的法律保障。人权的法律保障包括国内的人权法律保障和国际的人权法律保障两个领域,国内的人权法律保障是人权法律保障的核心和基础,国际的人权法律保障主要是作为国内的人权法律保障的辅助形式出现的。具体来说,国内的人权法律保障又包括人权的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和司法救济等环节,这使得人权的法律保障和一国的法治建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论述的主题是从人权保障思考和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人权保障的含义一般指人权的国内法律保障,而不涉及国际人权法律保障等人权保障的其他方面。

  二、法治中国的人权保障意蕴

  (一)作为一种实质法治的“法治”中国

  形式法治认为,法治不需要考虑人权、正义和经济发展等实质性的价值目标,而是作为一种至上的、稳定的、可预的和平等适用的“规则之治”,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且无须考虑规则的实质内容。形式法治观念获得了以英国法学家拉兹为代表的学者的推崇。

  实质法治观念认为,除了形式法治涉及的形式内容之外,法治还应当指向实质内容,即法律本身必须体现和符合正义、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等特定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人们在讨论实质法治观念的时候,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规则自身的特性及其适用问题等形式方面,而是它所追求和实现的人权等价值的实质内容。从古至今许多学者都持有这种实质法治观念,例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英国法学家戴雪,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法治中国的论述表明,法治中国的提出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认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价值,从而,法治中国坚持是一种促进正义、效率、民主等价值的实质法治观念,而不是一种仅仅强调至上的、稳定的、可预的和平等适用的“规则之治”。

  (二)法治中国的人权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实现全中国人民广泛的自由、民主、人权” ,在这一过程中,党始终把法律和人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党在对于法治国家的人权价值有着更为明确的认识,始终把法治国家建设和人权保障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后,江泽民指出,“我们要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人权和民主自由权利。”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提出要“尊重与保障人权”,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建设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其中,胡锦涛针对宪法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强调指出“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二十年来,我们根据宪法制定了一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签署了一批保护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扶助困难群众,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2004年3月14日,我国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在我国《宪法》中有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后,又为我国宪法承载的人权价值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基础,使人权作为法治的价值获得了根本大法的确认,这是中国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作为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公平正义的首要内容。

  在党十七大以后,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联系更为密切,人权保障作为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样强调了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新的要求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对于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习近平指出了两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宪法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只有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在经过党长期对法治与人权关系的深入认识,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法治国家建设和人权保障关系的深入认识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一主题下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出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从而把人权保障在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使人权作为法治中国的价值追求具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具体的实施规划。

  三、基于人权保障的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所依托的“法治”不是没有实质价值追求的规则之治,而是体现人权等价值要求的良法善治。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容,基于人权保障这一实质价值追求,我们下面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论述如何通过进一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人权价值追求。

  (一)人权保障与民主科学立法

  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起点,没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执法、司法等法治环节就不可能获得真正实现,而所谓的“良法”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符合我国《宪法》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首先,在立法规划阶段,立法机关要扩大群众在参与确定立法规划方面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立法规划调研、网络征求意见或者新闻媒体等了解群众在“人权保障”立法方面的利益和需求,把其中具有科学性、普遍性和成熟性的主张和要求纳入立法规划,使立法规划本身就变成一种“人权保障”规划。

  其次,在立法程序阶段,听证会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在听证适用范围方面,对于涉及人权保障问题的法律、法规草案,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权利领域,立法机关必须举行听证会。二是,在听证的程序方面,对于制定涉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要保证听证参加人的结构和代表性。三是,在听证的反馈方面,要进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立法听证的意见反馈机制,以保障我国公民在立法领域的民主参与权利。

  第三,在立法后评估阶段同样要体现人权保障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评估生效法律法规对广大人民群众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影响,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要求,及时对该法律法规采取修改、完善和废除等活动。

  (二)人权保障与严格执法

  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人权由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的主要途径。依据人权保障的要求,我们认为法治中国建设中执法方面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加强执法力度。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执法工作,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环境权等人权的实现,但是从现在的执法情况看,人权保障的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为此,应当针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建立更为适宜和明确的监督考核机制,使选择执法和软弱执法转变为公正执法和有力执法,使其更有效地履行人权保障的功能。

  其次,创新执法形式。传统的执法采取是一种单方面的和刚性的执法形式,随着人权保障、执法为民和协商民主等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影响,执法形式也需要进一步创新,以适应人权保障的要求。一是,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以人性化和保障人权的执法方式使相对人感受到尊重,从而积极地承担法律义务和责任。二是,执法机关要将协商民主引入执法领域,推进执法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三)人权保障与公正司法

  司法是法的适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人权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权利“最有效从而也是最主要的救济方法”  。由于司法公正与否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人权能否获得切实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确立为全面深入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我们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现人权的司法保障,建设公正文明权威司法,需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要切实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一是,司法机关要处理好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在人事方面,由于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我们认为适应由省级司法机关仅仅承担下级法官和检察官的提名工作,而任免权仍然由地方人大依法行使。在财物方面,我们认为应当由省级司法机关负责以下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但是,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支出等必须接受相应各级人大的监督。二是,人民法院要处理好下级之间的关系。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我们要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消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存在的行政化管理问题,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的审级规定由上级法院依法实施审级监督。

  其次,要建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一是,要处理好司法机关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在总结“深圳福田模式”、“佛山模式”等各地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制度创新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可以在全国法官推广的模式,实现“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二是,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在庭审公开方面,需要深入调研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对庭审活动进行直播录播的方式和效果,对于直播录播庭审活动慎重处理,探索公正独立司法和接受群众民主监督之间的平衡路径。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实施该规定效果进行实证考察和考核。

  第三,要保障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司法。司法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群众亲自参与司法过程,办理司法事务,这主要包括群众参与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司法工作者要依法加强和群众联系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推进群众参与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行使职权,独立和有效地参与案件的审理。对于检察工作而言,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要切实保障人民监督员对查办职务犯罪等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施有效监督。当然,由于检察工作不同于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需要对人民监督员的保密义务和相应责任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二是,促进司法工作者依法加强和群众联系。在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继承“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优良传统和学习“陈燕萍工作法”的现代因素,依据法律和职业伦理的要求,“关注群众感受,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人权和推进法治。

  此外,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我国还要具体贯彻和实施严禁刑讯逼供和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司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和完善,对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免于酷刑的自由、公平审判权等进一步给予保障。

  (四)人权保障与全民守法

  法治中国建设要想在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良好基础上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大力借鉴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各种有益成分 ,努力实现一种跨越式的法治发展。为了促进人权保障,在守法方面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特别强调法律信仰的养成问题。

  法治信仰是指人们对待法治的态度就像信仰宗教一样虔诚,这赋予了法治一种神圣色彩和宗教意义。学者们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支撑西方法治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民众对体现着正义等价值的良法的信仰。法治信仰为西方法治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基础,使法治融入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之中,而许多非西方国家尽管大量地移植了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但是却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整个社会缺乏法治信仰的文化氛围,不能为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思想文化支持。尽管已经建成了以现行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人治传统和法律工具主义传统,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法律权威和法律尊严不断受到贬损和侵犯的事实,导致人们更多对法治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从内心崇尚法治和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缺失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组织动员力量。为了更好地推进人权保障,必须思考促进广大民众形成法治信仰的基本路径。

  首先,我们认为,法治信仰培育的根本是法律权威问题,只有民众认识到了法律所具有的权威并切实服从法律,从会在逐步信任法律,并最终信仰法治。当代中国的法律权威还远远没有确立,以政治权威为代表的其他权威对法律权威构成了现实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权威。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部分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对于确立法律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如何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学者们提出了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法审查委员会等不同的构想。我们认为,不论设立什么形式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都不能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至于具体的机制设计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其次,我们认为,法治信仰的重要条件是有效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的问题。邓小平针对“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强调“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在总结我国从“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我们认为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法律宣传机制。在普法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把普遍的重点放在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通过上述人员知法守法,来推动广大民众对法律的普及、接受和遵守。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要根据群体的差异和需求的不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实施不同的普法策略,以达到最好的普法效果。二是效果反馈机制。普法不会即使产生效果,需要通过效果反馈机制进行检测。不同的普法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反馈方式,最基础的是广大民众对现场宣传的法律给予的反馈,而最重要的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广大民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感受和运用进行反馈。准确把握普法的效果反馈,对于准确评价普法的效果具有基础性意义。三是评价机制。依据普法效果的反馈,我们应当依据以下标准建立普法的效果评价机制:政党领导干部的守法程度、民众对法律的了解程度、民众依据法律维权的程度,等等。四是奖惩机制。我们认为,缺乏有效的奖励和惩罚机制,普法宣传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目前,对于普法主要通过评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等表彰奖励的方式来达到激励的效果,而一直对于没有完成普法任务的单位和个人缺少有力的制裁手段。自2006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以来,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制定了法制宣传教育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并规定对违反普法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理问题。例如,2011年正式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第28条规定,“违法本条例不履行法制宣传教育责任,或者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检查、验收不合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整改意见;逾期不改正的,由法制宣传教育领导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于违反法制宣传教育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规定,仍然存在缺乏更强有力的法律制裁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当然,在批判和借鉴以法治信仰为代表的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合理要素时,一定要避免犯形式主义的谬误,即“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了自己的口号” 。我们应当在深刻认识西方公民意识和法治信仰存等“所代表的观念的复杂性,和它们在特殊历史情况下演变出来的性格” 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人权保障。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人权梦”也是“中国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必须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权梦”的实现同样不可能脱离人权的法律保障这一根基。以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为基础,切实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法治中国,必然会推进包括“人权梦”在内的“中国梦”的切实实现。

  本文章版权属中国人权网所有,未经许可不得复制转载。

分享:
收藏 复制 打印

上一篇:徐爽:宪法中的人权与国家建设——“人权入宪”十年谈
下一篇:李君如:中国梦,中国人民的人权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