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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豪才:协力促人权 共筑“中国梦”

2014-06-17 11:37:52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罗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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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促人权 共筑“中国梦” 

罗豪才    

  “人权”一词产生于西方。但作为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描述、分析和界定,围绕“人”的学问在全世界各种文化和各国历史中都存在,并且以不同的形态和理念表现出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围绕“民”这一概念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产生了大量思想成果,这其中就包含了众多现代人权理念的构成因子和重要内容,蕴含着人权的合理内核。从而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汇时期,现代人权思想和人权观念迅速在中华大地普及。

  自近代西方“人权”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对人权的探索和追求就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据学者考证,早在1887年至1889年间的《新政真诠》一书中就对天赋人权观念做了介绍和阐述。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黄遵宪等在其著作中大力宣传倡导人权理念,民权意识与人权观念蔚然成风,对晚清的政治改良和法律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1908年满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罗列了作为现代人权基本组成部分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规定了不受任意逮捕、监禁、处罚等基本人权。这些内容虽然只是作为“臣民”权利与义务来加以规定,而且只是作为大纲的附则,但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以权利义务的形式来界定臣民的法律地位,这对于开启民智、宣扬人权理念、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11年武昌起义后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首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通信、居住、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享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及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并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在体系、内容、表述甚至名称上都与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一致,这是近代以来人权观念最早的法律结晶,也是民国时期人权思想与运动的制度渊源。在随后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规定个人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后来历次立宪活动中所产生的宪法性文件对基本权利自由的规定提供了蓝本,确立了今后人权立法、人权理念的典范。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化界明确把人权与科学、民主等价值观并列,作为近世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人权观念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认可,人权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在其后国民党统治时期起草的宪法性文件、尤其是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对于人权的规定更为详尽,体系也更为成熟。但是,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这些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同样高度重视人权立法和人权保障。在《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和纲要中都规定了革命根据地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选举权和人身自由权、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妇女权利、民族平等权和民族自决权等。在此基础上,相继出台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4年《婚姻法》,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重要单行法律。此外,许多革命根据地还针对人权保障制定了专门性的法律文件,如1940年的《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2年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8年的《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布告——为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事》、《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等,对各项基本人权加以专门保障。这些重要的人权保障立法实践不但促进了革命根据地人权保障,也对建国后人权保护立法和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新政权以法律的形式保卫人民革命成果,维护人民利益。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示了人民主权,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建国后紧接着制定了一批保障人权的法律,如1950年4月的《婚姻法》,宣布废除旧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1950年6月的《工会法》,明确了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参加工会是每个职工的自由和权利,承担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职能等,规定了工会组织在新政权下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此外,还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建国初期这些法律的制定,是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立法争取人权、保障人权的真实写照。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章做出规定,以14个条文做了详细规定,规定了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自由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对这些权利自由的内容及如何保障逐条加以规定,同时将基本权利内容从自由权扩充到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使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1954年《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自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以根本大法形式对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的一个全面确认,它构筑的基本权利框架体系,成为以后各部宪法相关规定的蓝本,成为新中国人权制度保障的奠基之作。遗憾的是,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建设走了一段弯路,法治遭到破坏,人权保障也无从谈起。

  文革后,党和国家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人权保障制度不断完善。1982年《宪法》为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前进的基本共识和最高保障,在人权方面总体上恢复了54年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有些方面还有所完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文本更是成为中国人权保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直接明确了“人权”概念的法律属性,使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推动了人权全面保障,人权日益成为主流话语。2007年人权写入党章,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全面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更是宣告了我国人权保障立法制度建设的阶段性胜利,以宪法为统帅,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人权保障的配套体系。中国人民在追求人权、保障人权的道路上一步步稳健、坚定前行。

  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把人权发展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人权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在经济建设上,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12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达到11.57%(按美元汇率计算),而在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89%;人均GDP增至6064美元,比1980年增长了近30倍。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弱势群体权益得到保障。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84%降到2012年的13%。2013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650万人,政府承诺2014年将再减少1000万人。公民经济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在政治建设上,中国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制定了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3部,行政法规721部,地方性法规约9200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人权保障的法制化也已经实现。中国努力推动民主,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保证公民依法行使各项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截至到2012年底,全国98%以上的村委会都实行了直接选举,村民平均参选率高达95%。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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