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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健:人权保障“中国梦”的世界影响力

2014-06-17 11:31:29   来源:中国人权网   作者: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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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中国梦”的世界影响力 

常 健    

  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是:如何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正是这一要求的表达。“梦”既是基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梦”既是希望的展示,也体现了价值需求;“中国梦”既是中国每个人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梦想;中国梦既要表达中国人的价值关切和期望,也要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来通过对“中国梦”的诠释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的“软实力”,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人权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成为了某种“公共意识形态”。因此,对“中国梦”的阐释如果要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就要充分利用世界现行的话语体系,将其与人权保障密切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提出“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人权梦”。然而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阐释人权保障“中国梦”才能使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一、阐释人权保障“中国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但人权保障的“中国梦”要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不能仅限于二者逻辑关系的阐释和推论,还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必须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世界的首先必须是民族的。人权保障的“中国梦”要想发挥世界影响力,首先必须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支持。因此,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必须要根据当代中国人民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必须来自当代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期望。脱离开当代中国人的现实期望,人权保障“中国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对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必须正视中国正在面临的现实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期望和信仰之间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人权保障的“中国梦”要反映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期望和信仰,就必须正视社会群体间的各种矛盾、分歧和冲突,全面反映各种诉求,合理平衡各种不同的诉求。

  第三,对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要充分吸取各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世界各国都会面临各种人权诉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各国也都试图以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分歧和冲突。人权保障的“中国梦”要有世界影响力,就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对人权分歧和冲突的已有解决方式,吸取其经验和教训,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能够影响世界的人权观。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国的人权研究从法学领域不断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学者们提出了解释和解决人权问题的许多新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同时,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实践方面也在不断尝试解决现实面临的各种困难,这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第四,对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要能够对世界面临的人权难题的解决有所启示。人权保障的“中国梦”要产生世界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在语言上如何占领道德至高点,而在于它能否更好地解决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人权问题。因此,人权保障的“中国梦”必须能够在总结各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建树,提出更佳的解决人权困境的方式,并以中国人权保障发展的成功实践来证明它。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人权保障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转述为人权保障的成功经验,从中提取出对其他国家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观点和作法。

  二、人权保障“中国梦”的主要焦点

  如何有效地推进国家的人权保障水平,是各国都会面临的问题。对人权保障“中国梦”的阐释要想发生世界性的影响,就应当聚焦于这样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何处理人权与其他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一类是如何处理各类人权之间的关系。

  (一)如何处理人权与其他各种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人权保障不仅是每一个人的最基本关切事项,而且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切事项。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除了人权保障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关切事项。因此,如何处理人权保障与其他社会重大利益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各国必须面对难题。这些难题具体涉及以下一些关系:

  (1)人权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3)人权保障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4)人权保障与国家道德和良俗之间的关系;

  (5)人权保障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都规定了人权保障要受到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普遍福利和道德的限制,但这些社会重大利益与人权保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然存在着广泛的理论争论和现实政策的分歧。

  一方面,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体的绝对价值出发,主张人权高于其他公共利益。诺齐克(Robert Nozick)认为人权应当是实现任何社会利益的“边界约束”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著名观点是:“权利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政治王牌”(trump) ,就是说人权永远“大过”公共利益。公民在“强硬意义上”享有某些针对政府的基本权利,即使限制这些权利将给全社会带来的利益大于所带来的损害,也不能“仅仅以此”就认为政府的限制措施是正确的。德沃金明确反对“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说法。他认为,个人权利侵犯公共利益,不过是使社会多付出点钱,而如果政府为了公共利益侵犯个人的权利,造成的结果却是对个人尊严的侮辱。 格维斯(Alan Gewirth)同样排除非人权的价值范畴可以限制人权的可能性,除非非人权的价值范畴中包含有人权要素。他认为:“一项人权只能被另一项人权所压制,特别是当后者的目的比前者的更需要采取行动时。即使一项人权被公共福利之考量所压制,但该公共福利要真正具有压制力,就必须包含个人权利。” 麦克罗斯基(J. H. McCloskey)坚决反对在解决人权冲突时适用功利原则。他认为,把功利考虑上升为解决生命权冲突的普遍适用原则,将从根本上否定人权的重要性。这等于是宣称人们没有平等的人权,只有不平等的人权。在处理人权间冲突时,这样做将使功利原则成为压制人权的工具;在处理人权与社会功利的冲突时,这样做在伦理上是不能容忍的。  罗尔斯(John Rawls)并不在理论上完全否认可以用公共利益限制人权,但却为此设定了极高的门槛,罗尔斯提出,各种自由是作为一个家族整体而非个体优先于其他利益,其他规范性范畴只有在为了维护现存人权体系的完整所必需时才能压制人权 。按照这一标准,其他规范性范畴几乎是不可能限制人权的 。如果人权可以被其他价值范畴限制,将价值规范划分为人权和非人权两类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等人则提出了“最小限制原则”,认为政府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得不限制个人权利时,只能采取必要的“最小限制”措施:在时间上尽可能短,在程度上尽可能弱,在范围上尽可能窄,尽可能地为公民保留自由自主的空间。该原则被吸纳入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通常被称为“必要性检测原则” 。

  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从现实的利益比较出发,主张公共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体人权。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道德选择的最终标准是社会功利,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他认为,人权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换言之,社会最大功利永远要优先于个人权利。约翰?密尔(John Mill)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来解说人权以及人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他认为,保护或限制一项权利或利益的根本原因,“我只能够说是因为公益(公共的功用),此外不能给它什么理由” 。个人基本自由是个人和社会的“关键利益”,只有足够尊重和保护这些关键利益,社会才能够最终获得最大功利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权利可以被视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有价值的工具。这是‘工具的观点’,权利的功利主义方法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权利没有内在价值,也不是内在善的实现,侵犯权利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根据这种观点,承认权利在于它促进了最终重要的东西,即效用。” 彼得?琼斯(Peter Jones)提出了规则功利主义,来修补传统功利主义面临的困境。该理论仍然坚持应该根据那些能够最好地促进公共利益的规则来生活。他分析道:人们之所以不应当侵犯他人的人权,是因为必须遵守公正的理想规则;即使是为了短期的公共利益,也不应当牺牲个人的人权,因为这样就破坏了规则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  法官里查德?波斯纳(Judge Richard Posner)提出应当平衡人权与公共利益,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的考虑来限制人权。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只是对政府权力的较弱的边际约束(side-constraints)。如果国家安全与一项或多项人权发生冲突,那么平衡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前者。

  (二)如何处理各类人权之间的关系

  对人权间存在冲突,理论界基本没有异议。人权冲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的人权主体在享有同一权利时发生的冲突。如处理连体双胞胎婴儿的生命权之间的冲突,每一种处理结果都会造成牺牲一方的生命,不存在绝对保护生命权或最小伤害生命权的选项;在穆斯林女教师上课时是否应当摘去头巾的问题上,教师的宗教自由权与其学生的宗教自由权之间的冲突;在死刑问题上,杀人犯的生命权与潜在受害者的生命权之间的冲突。第二类是不同人权之间的冲突,在西方讨论比较多的如不受歧视的权利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冲突;在亵渎宗教的动画片问题上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在堕胎问题上生育自由权与生命权之间的冲突;在反恐中囚犯不受酷刑的权利与公民生命和人身安全权利的冲突;公民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环境保护权与少数民族保存独特文化生活习惯的权利之间的冲突。

  从国家人权发展战略来说,也同样存在着各类人权之间的优先排序问题。国际社会讨论较多的问题包括:(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的关系;(2)特殊群体权利的保障与公民权利平等保障的关系;(3)个人权利保障与集体权利保障的关系;(4)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与环境权保障的关系。

  在人权间冲突方面,无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还是功利主义理论家,大都主张需要对相互冲突的人权加以一定的限制。马莫尔(Andrei Marmor)认为,人权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人权间存在冲突,因此必须对人权进行限制 。德沃金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政府有理由相信对立的权利中有一方是更为重要的,它就有理由限制另一些权利。” 马基(J. L. Mackie)提出,人权间的冲突可以用一种权利功利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其理想的结果是双方权利在总体上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或遭受最小的侵犯。解决权利冲突也可以依据以下假定,即最理想的结果应当是一个人的权利不应比另一人的权利遭受更多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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