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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人权发展的独特模式及其经验意义

2014-06-06 16:25:01   来源:《中国人权年鉴》   作者:王林霞

浅谈中国人权发展的独特模式及其经验意义

王 林 霞

  纵观今日世界各国人权发展模式,可笼统归纳为三类:一是西方原创性模式,二是全盘移植模式,三是批判基础上的学习及发展模式。所谓西方原创模式,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们在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基础上、在创立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发展完善起来的人权理念和人权发展模式。这种人权发展模式植根于西方社会进步发展需要的土壤,是应时而发、应需而生的,因此对于近代西方国家的辉煌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功不可没的积极作用。所谓全盘移植模式,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亚非拉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其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中断,继而占领者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包括人权发展模式全盘移植到这些国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后全盘否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模式,包括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和人权发展模式。这种全盘照搬模式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与崇拜。所谓批判基础上的学习、发展模式即是指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在深入分析西方人权发展模式、深度考察其它国家学习照搬西方人权模式的实践结果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情况探索出的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于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认同。

  一 中国人权的特殊发展历程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人权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谓独权一帜。这与其独特的社会发展历程和人文精神密切相联。

  在中国,人权作为政治术语,在二十世纪初曾作为反封建的政治旗帜,在“五?四”运动中被中国的知识分子高高举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过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于人权的性质经历了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从批判的视角对人权一词进行了阶级属性的划分,将之归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用语和理念而排除在无产阶级的政治词汇之外。人权在中国现代史上经历了从承认到否认的特殊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也启动了中国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人权的政治属性问题,对于将人权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提出质疑。此时,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剧变,东、西方经济发展程度、速度与实力差距的拉大带来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怀疑与否定,进而演变成为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荡,在此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活动,运用各种手段施加影响,推动了这些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其中人权是一个非常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旗帜和工具,它帮助西方国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最终成为了促成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在认真总结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时期的政治较量之后认为,高举人权旗帜增加了国际社会对西方政治制度优越性和道德高尚性的认同,提升了西方国家软实力,作为政治工具,人权也适于用在对华施压进而改变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与西方高度重视运用人权达到政治目的相比,中国依然坚持人权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政治口号的看法并加以拒绝,导致道义上陷于劣势和被动局面。在此过程中,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于7至9月间召开过一次长达两个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的姚依林同志就曾引用列宁的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来说明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他们的那一套。这个比喻所具有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对于中国政治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影响可谓深远。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并在剧变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政治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对人权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也讲人权的论断,以中国政府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人权问题上由否认到承认的突破,又一次实现了政治思想解放的飞跃。

  对人权问题这种反复思考的特殊认识过程,以及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权发展道路,都赋予了中国人权与众不同的特征。

  1、在中国,人权作为政治概念是泊来品,因外力而促生,因内力而发展。

  严格地讲,人权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生物。当然这不意味着绝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人权思想和因素。但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包含的人权因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和理念,从这一概念提出的出发点、形成的背景、包含的思想内涵和要实现的目标及实际功用等方面看都是南辕北辙。所以应该承认人权作为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泊来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人权作为政治旗帜和口号在中国社会得以传播,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时期特别能说明这一点。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背景是面对西方列强瓜分,一部分探索改变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道路而发动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内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中国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明确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感召和启发下,五四运动明确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人权思想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二十世纪初的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权是中国知识分子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和经验,实现抵御外侮、救国保民政治目标的政治理念,是“以夷制夷”思想的发展。可以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是促使中国引进人权思想的外力,而人权一词自其进入中国政治词典的那一刻起即带有很大的功利性,是与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政治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代中国,人权一词又热起来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前所述,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国际政治斗争形势急剧变化的结果,是中国应对西方强大的人权攻势的需要。对中国而言,人权这时成了一个不能回避、必须面对的政治词汇和概念。人权再次在外力的作用下进入到中国的政治领域。

  人权在中国虽然是因外力而促生,但却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中国人权事业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和成就,其动力来自于中国内部,是中国自身建设、发展与政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根本动因,也是决定性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人权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同步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需要是中国人权发展的决定性动力。这种内在需要变为实际行动,并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则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中国其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围绕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其焦点,标志性事件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反思的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有学者开始对人权问题进行再思考并相继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思考和研究成果为九十年代初中国应对西方人权进攻做了事实上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中国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并将“人权”称作是一个“伟大的名词”,这无异于声明,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讲人权,从而高举起人权旗帜,实现了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勿庸讳言,这本人权白皮书是在外部压力下,出于反击国际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为国内集中精力搞建设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和争取时间的考虑发表的,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白皮书首次对中国人权观点的系统介绍、对中国人权实践及人权状况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科学判断,为其后二十年中国人权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中国人权发展的宣言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权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将人权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了发展目标和任务要求。中国人权事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外力促生的中国人权事业遵循自身内在发展规律和发展需要,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发展活力。

  2、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研究、探索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与模式。

  因应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举起人权旗帜,但中国并没有完全遵从西方人权观点和理论,更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人权发展模式,而是在对西方人权理论和人权发展模式加以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在承认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前提下,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主张和观点,并按自己的国情排列出人权优先发展的事项。这样做,当然有摆脱西方人权干涉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国内建设与发展全局的总体需要,体现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并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新人权理论,探索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中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发展道路,在世界人权领域独树一帜,并为打破国际人权领域西方话语主宰权开创了局面。

  这些为中国人权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的基本人权观点至今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不仅对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同样重要。这些观点主要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观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协调发展的观点、既讲个人权利,也讲集体人权的观点、人权既具有普遍性也带有特殊性的观点,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反对搞人权对抗,反对国际人权霸权主义等。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狭隘地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相比,这些人权观点更强调各种权利同等重要和平衡发展。这样的人权主张符合中国实际,特别是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将扶贫开发作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基点,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以此为起点,带来中国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提出生存权是首要人权之初,一些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此观点嗤之以鼻,认为这根本不是人权应有之意。但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独创性观点不仅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进而丰富了世界人权发展的内容和模式。时至今日,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观点依然适用,不过现在谈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更高基准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权利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强调的是有尊严的生存。

  中国经过二十年独创性的人权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权主张也日益为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为世界人权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3、探索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始终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具有厚积薄发的发展动力。

  彻底否定与抛弃本民族文化是一种无知与愚蠢的行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进步的人权思想相结合,创造出一种适合本民族的人权发展道路与模式,是需要不断研究与探索的主题。这种探索较之简单的抛弃或盲目的照搬,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但却是取得成功的正确方法。中国在探索人权发展道路之初即非常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利于促进中国人权发展的积极因素融入当代人权发展模式。这样的植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的人权发展模式既符合中国的实际,具有强大的发展基础和动力,也避免了犯盲从模仿的错误,少走弯路,从而加快了中国人权进步的速度,争取了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宝贵时间。由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抵御住了各种别有用心的国际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实现了国家稳步发展并逐步走向富强。对于人权这样一个词义广泛、内容丰富、政治性强、见仁见智的问题,有限的法律条文的刚性规定对于保障其实施和实现所能发挥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毕竟有限,而柔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有人情色彩、充满人性光辉,由此产生的推动人权进步的力量将是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势不可挡。中国人权事业正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具备了厚积薄发的发展能力,因此发展成就显著。

  二 中国发展人权的独特经验

  中国人权发展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所谓西方“标准”模式的独特道路,其独特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1、不迷信所谓西方标准模式。如前述,人权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受到全面、深刻和彻底剖析和批判的过程,因此中国不存在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把人权神圣化的情况,不仅如此,经过这个批判的政治过程,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人权理念和实践的理论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实践局限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高举人权旗帜时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理解人权问题,而不是迷信所谓的西方人权标准与模式。这种思想上的不迷信带来了两个关键性的结果,一是顶住了西方主要大国的人权反华攻势,二是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局探索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模式。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是中国当代经历过的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表面上看延迟了我们使用人权这个政治概念的时间,但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客观把握人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不排斥学习借鉴西方人权理论的合理内核和国际人权实践的成功经验,以开放的心态对西方人权理论和实践模式的积极成果广纳博收,兼容并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实现的,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取得的。特别是在近二十年中国人权发展模式的探索中,中国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这其中伴随着与西方国家面对面的人权论战。这种论战成为了中西人权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论战,双方了解了彼此的人权观点,扩展了自己的人权视角,加深了对人权问题的认识。

  3、不脱离本国的国情。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追求实现的崇高目标。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理念、信仰。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国情不同,人权推进的具体途径会不同,优先发展和急需解决的重点和内容会不同。中国坚持不脱离本国实际,研究、探索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做法是中国人权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人权发展的经验所在。

  三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及其经验启示

  总体而论,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包括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两方面。理论模式可概括为:批判地学习、改造和吸收西方人权思想和理论,顺应国际人权发展走向,结合本国国情,融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创新人权思想,提出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其突出特点表现为淡化理论的空洞说教性,强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实践模式可归纳为:立足国内,依据国情,排除外来干扰,稳定国内大局,确定人权优先发展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以法制建设为手段促进人权保障体制机制的完善与提高,以实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协调发展为目的,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权建设的出发点,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各国人权建设的经验为必要补充,实现中国人权稳步、快速、全面的提升与发展。中国人权发展模式的特点体现为自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它保证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人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下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正如西方国家的人权发展模式不适于全盘照搬到中国一样,中国的人权发展模式也不适于其他国家照搬。但是,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对于丰富世界人权发展模式和内容、对于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相近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程度和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借鉴意义更加突出。概括而言,中国人权发展模式的启示意义可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遵循国际人权基本原则和理念与探索多样性的人权发展模式并行不悖。《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三个联合国人权基本文书所确立的人权基本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人类追求享有充分人权的美好愿望,是各国都要遵守和践行的准则。在遵行这些基本人权原则的基础上,各国实现本国人权发展的道路、方式和优先事项不尽相同,各国选择的人权发展模式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不利于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跳出西方人权发展模式的框框,创造性地探索本国人权发展道路,是促进各国人权发展的正确选择,与遵行国际人权基本原则并不矛盾。

  2、人权理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思想和理论,是应欧洲中世纪反封建需要而产生的,有伟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与作用,其进步意义不应置疑。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印有时代的烙印,具有时代局限性,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断修正、补充和丰富、发展。人权理论也是如此。远不述及,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际来考察,其内涵和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权思想的涵盖范畴,且大大充实、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在人权实践中提出的人权观点又超越了所谓西方正统人权思想的范畴,开始时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攻击。但实践证明,中国提出的人权新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中国人权发展的需要,并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余年的发展,根据新形势和新情况突破现有理论框架,改革创新人权理论,丰富人权实践方式,这是继续推动国际人权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3、建设和谐世界是当今世界人权领域应该追求实现的新目标。当今世界正在朝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和需要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承载着人类共同梦想的追求人权的理念成为了实现和平、和谐的国家关系、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实现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简单说起来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各国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的情况下,要强调对不同文化、不同人权发展模式的包容性,可以说,这种包容是现阶段实现各国人权共同进步进而实现世界人权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一种态度。第二层意思是,随着世界联系的紧密和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发展继续存在各自特性的同时,共性在大大增加,这种共性既是国际合作的基础,也是各国应该自觉遵行的内容。对于具有共性的人权内容,不应该再过分强调特性。国际人权准则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充实,而且也必须为各国政府所遵守。建设和谐世界不是一句空话,要变成现实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实现。

  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日子。60年来,在《世界人权宣言》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国际社会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懈努力着,尊重和维护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为准则。《世界人权宣言》起草时,中国代表曾运用儒家思想和智慧为各国代表克服分歧,就《宣言》内容达成妥协并最终完成起草任务,使《宣言》得以发表发挥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60年后,中国的人权实践及其经验正在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内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承担起与其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发展经验,包括人权发展模式与经验将对世界人权事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与人权发展3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处处长)

参考资料:

  Gregory J. Moore 的Human Rights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Harry Harding 的 A Fragile Relations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以及 Sara Steinmetz 的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s on US Foreign Policy 等著述。

  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第55页。

  《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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