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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收敛教师爷面孔 中国与其谈人权日趋从容

2014-07-21 16:06:37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
  7月13日和14日,北京前门附近一家老牌酒店,进行了一场中国与德国的人权对话。对话属闭门讨论,过去很少邀请媒体参加。这也是为什么自1999年迄今,中德人权研讨会进行了12届,却极少进入舆论视野的原因。在有限的公开信息中,“人权”话题多涉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审视和指责,时常带有某种双重标准或道德优越感。中国与西方谈人权,由谁来谈,怎么谈,谈什么?近20年来,中国同十几个发达国家建立起人权对话与磋商机制。《环球时报》记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次中德人权对话,最深的感受是,借助这些互动有效但也不乏分歧的国际平台,中国力求让世界多了解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话题敏感但态度平和

  北京时间7月14日凌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夺冠,参加第十二届中德人权研讨会的德方代表在东直门外德国驻华大使馆看电视转播。可以想象,他们就着啤酒和爆米花看球,一起庆祝胜利的喜悦。在当天的对话中,当热情好客的中方主持人提议全场鼓掌庆贺德国队的胜利时,德国人倒略显矜持,尽量不喜形于色。

  这种姿态反映了过去15年中德人权研讨会的基调:积极交流,促进了解,偶有交锋对峙,但能保持平和与尊重。多名参加过与不同西方国家人权对话的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相较于与某些国家的人权交流对话,中德人权讨论的氛围讲求“平等友好”,双方注重交流,寻找共同点,而不是从差异中挑刺。

  “有些国家在对话前精心准备,对话时抛出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挑衅性话题,如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律师的地位等,甚至拿出一些私下获取的个案和小道消息,要中方代表予以证实、或有所评论。”13日,中方与会代表、一名多次出席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法律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但类似场面在中德人权对话会上出现不多。此次会上,德方就“中国如何开展青少年人权教育”、“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如何激励公民政治参与”等话题有针对性地提问时,语气也颇委婉、谦和。

  中德人权研讨会是在1999年由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中国总理朱镕基共同促成的。同年11月,首届研讨会在京举行。次年,研讨会被纳入《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框架,成为两国政府间长期合作项目。

  13日率德国代表团参会的团长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曾任施罗德内阁联邦司法部长,从2000年开始连续参加了11届中德人权研讨会,是“非常热心推进两国人权交流的友华人士”。在格梅林看来,人权描述着“公民与国家打交道的日常生活”,关乎稳定、可持续与和谐。

  15年来,中德人权研讨会共举办了12届,一般情况下,研讨会在中德两国轮流举行,会场以北京和柏林为主,间或由如中国承德、德国斯图加特等城市承办。15年间研讨会两度因政治因素中断,又由双方努力促成重启。格梅林认为,人权对话与政治日程相关,但政治远不能承担对话的厚度。她在致辞中说:“为什么中德间要谈人权?因为两国都曾经历过政治不受约束的历史,并深受其害。”

  “非政府”的政府间对话

  中德人权研讨会是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发起和主办的,后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也成为中方主办单位之一。这种安排强调的是对话主体的非政府性,但同时双方又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是主要从事人权外宣工作的社会组织,而艾伯特基金会是德国社民党旗下有智库色彩的政治型基金会。13日的会场上,一名中方代表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人权对话有点类似政府主导的民间对话,把政府不好谈、不方便谈的议题摆上台面。”

  参与对话的,主要是中德司法界学者及人权相关领域代表,规模不超过30人。以2012年为例,中德人权研讨会中断3年后重启,双方都非常重视,德国派出多名联邦议员、欧洲议会议员赴承德参会,他们都是国际人权领域知名专家。中国也精挑细选代表参会,其中有曾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过8年联合检察官的著名法学教授朱文奇、研究德国对外政策和中德关系史的北大教授连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柳华文等。记者发现,近年中方代表团名单的一个突出变化是,随着“人权”这一词条进入中国官方主流话语体系,中方越来越多的参会者来自于人权研究的专门机构。如今年对话中,北京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等均有代表参会。

  中国外交部高官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参加并积极履行26项国际人权公约,现每年与近20个国家进行人权对话与磋商,其中包含非政府间的人权对话机制,也包括政府间磋商,即由中国外交部与有关国家外交部门主办的人权对话。据外交部网站资料显示,去年,中美在昆明举行第18次人权对话,中国与欧盟展开第32次人权对话。今年5月伦敦举办中英第21次人权对话。

  过去20年间,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屡因政治议程中断。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方取消原定当年12月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始于1990年的中美人权对话曾在2004年因美国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交反华提案而中断6年,2008年才重启。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公开抗议英国发表《2013人权与民主报告》,原定当月举行的中英人权对话因此延迟1个月。

  围绕议题设置也有角力

  本届中德人权研讨会会期两天,双方依次谈了四个主题,分别为:以“斯诺登事件”为例,剖析国际法如何保护他国主权和公民权利;以二战历史为鉴,谈战争与人权的关系;人权国际公约在两国实践的具体情况;非政府组织在两国的角色和作用。

  “后两个议题由德方先提出,前两个议题则是根据中方要求增加的。”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负责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以往对话中,外方在议题设置方面很强势,不让步,最终的结果以谈一些不敏感的“中性话题”为主,“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我人权国际舆论斗争的需要,现在我们要加强对研讨会议题设置的主导”。

  “斯诺登事件”涉及的个人信息安全符合德方兴趣点,负责与中方沟通筹备的艾伯特基金会代表欣然接受,但就二战历史认知议题,中德两方一度产生分歧。最终,“二战历史”被放在了主旨演讲而非议题环节。这意味着,中德各派一名代表就此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双方不再进行讨论,话题结束。而在议题环节中,双方主讲人分别做15分钟观点阐述,之后还有100分钟-165分钟不等的自由讨论时间,供代表们发言、答问。

  主旨演讲“以二战历史为鉴,反对战争、维护人权”被安排在人权对话第一天的最后一节。13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卞修跃做了一篇完整的日本二战侵华罪行报告,以事实和数据进行情绪饱满的控诉。德方发言人是团长格梅林,她没有直接对某些国家点名,而是做了一篇深沉且富有哲理的演说:“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正视自己国家战争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这要求在战争过后,即便已不是加害者的一代,仍必须遵循这一意志并进行反思”。她说,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不高兴,然而自此德国从中受益,“第一次拥有诸多友邦,而非宿敌”。

  与西方谈人权的必经之路

  实践20多年来,中国与西方的人权对话平台上,仍显现出理念与表述的错位。此次中德人权对话中,谈及“人权国际公约的具体实践”,中方更注重人权国际标准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强调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不同,人权发展模式应多样化。德方则乐于阐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国际标准。

  13日的对话会上,谈及“斯诺登事件”,中方主讲人集中论述美国如何触犯他国主权,对他国公民权利构成侵害,国际社会应对网络空间进行共同管理。德国主讲人则探讨现代信息技术对私人空间的侵犯,提出的观点包括“人们受到诱导,为交换技术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主动放弃隐私和自制权,而自制权是人的基本尊严”。随后自由讨论环节,德方代表连续提出“中国如何实现对个人用户的信息保护”、“如何开展青少年人权教育,以让后者更有自主权和判断力”等问题,中方代表则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回应,重点阐述中国坚决反对利用网络监听侵犯他国主权和别国公民隐私权的原则立场。

  在现场,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即时得到答案,也不是所有关切都能得到完整回应,但许多问题的提出,既体现了与会代表对事涉两国人权现实问题的聚焦点,也探讨出更多思考的路径,并留出空间。13日,与会的一名中国年轻法律学者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双方现阶段都从对话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国对外阐述和宣传人权,外方也从对话中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他们至少能够观察到中国人权不断推进和发展的步伐。”

  当然,也有人提出对话中“个别代表自视优越,喜欢指指点点”。格梅林的发言似乎并不认同这种态度,她多次使用“谁也不要充当教师爷”的提法,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彼此指手画脚”、“西方在人权保障方面也有需要从中国借鉴的地方”。那名年轻的中国学者认为,现阶段这种被指点或被指责的压力一定会有,但这是中国对外谈人权的必经之路,过去20多年,我们经历了从避谈、免谈到可以谈、坚持谈直至主动谈的转变,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让我们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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