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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权问题”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2014-10-24 14:33:17   来源:   作者:喜饶尼玛
“西藏人权问题”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喜饶尼玛

  一、“西藏人权问题”是怎么回事?

  近些年来,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在西力少数人的配合下,煽起了“西藏人权问题”的邪风,最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他们演出的双簧。当时,美国的一些议员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中国的西藏,又是联名写信,又是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另一些国家的议员也尾随其后。“西藏人权问题”成了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杀手锏。从1987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人“愤愤不平”地为此呐喊,指责中国。

  估计这还要持续较长一段时期。那么,分裂主义分子和西方少数人所谈的“西藏人权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归纳一下,他们的说法主要是:

  ——人民解放军进藏后,已有100万藏人被迫害致死。

  ——中国政府移民750万,限制藏族人口。

  ——藏族的宗教、传统文化受到破坏。

  ——藏族人的言论、集会自由受到限制

  (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者)。

  西方少数人对“西藏人权问题”给予了严重关注”,为之奔走呼号,把搞分裂的人说成是“人权卫士”,同时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极力促成本国政府把“西藏人权问题”纳入其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这样,经过西方国家少数人和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唱和,无中生有的“西藏人权问题”便似乎越加成为问题,使我们必须下决心给予反驳了。

  二、新旧西藏的人权比较

  竭力散布“西藏人权问题”者,总是把旧西藏描绘成诱人的“西天圣地”,说那里“和平宁静”,是一片“香格里拉”。事实果真如此吗?李鹏总理曾讲过,“西藏的人权状况如何,是在过去的封建农奴制下享有人权,还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享有人权,西藏人民是有着切身感受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只占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噶厦占30.9%,寺庙占39.5%,世俗贵族占29.6%),而占人口95%的农奴(农民60%,牧民20%,下层喇嘛15%)却和生产资料一样,被农奴主作为财富占有,没有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没有生存权,更淡不上发展权。农奴终生被束缚在领主的领地内,遭受奴役、压榨,农奴可以被领主“任意支配、交换、转让、买卖、毒打、谩骂、残害甚至处死。就连农奴见面,通常都不问彼此姓名,而是互问主人的姓名。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征收的差役便达186种,繁重的劳役占农奴全部劳动量的60%到80%。在这种状况下,农奴中不少人被迫逃亡他乡,如西藏波密地区有四个村子,1927年时有221户人家,到1952年只剩下44户,逃亡户数为177户,逃亡率达80%多。

  旧西藏领主与农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根本没有平等可言。旧法律的实质,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农奴主阶级的特权,竭力限制农奴阶级的自由与权利。受法保护的是上层统治阶级,他们的命价是与尸体等量的黄金,而农奴等的命价则是“一根草绳”。在旧西藏,“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旧西藏“十三法典”第三条),“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者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八条)。明载于法典,用以镇压农奴的刑律更是赅人听闻,“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十三法典”第四条),这些想必可以说明那个年月广大藏族人民的人权何在了!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保障了藏族人民各项权利的实现,根据有关法规,西藏建立了自治机构,广大翻身农奴成了社会的主人。在西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还多,自治区一级则占71.7%,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也有不少藏族人,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自治区政府等在中央支持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拨巨款维修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名寺,到今天已开放了1425座寺庙,办起了佛学院,整理了大量经典;藏族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藏语文在各种场所得到广泛使用,藏学研究方兴未艾,文教事业蒸蒸日上;西藏藏族人口已由解放初的100余万增至今天的209万,40年增加一倍多,为鼓励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西藏一般只在城市干部职工中提倡计划生育,边远山区则不加提倡与限制,所谓“移民”完全是子虚乌有。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下,广大藏族人民享有充分人权,他们的人权得到了充分可靠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所渭的“西藏人权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如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为什么大做文章呢?显然,这里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

  三、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表演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渐强,取代大英帝国成为超级大国,开始进行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这期间.美国政府正在尽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打内战,因此在西藏问题上还比较注意考虑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如1943年,美国政府便提到:“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版图,本政府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转引自谭·戈伦夫:《西藏的新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48年,美国政府再次宣称,美国坚持尊重中国主权这一“传统政策”(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七卷,第764页)。

  但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国民党政府被赶到了孤岛台湾。美国政府此时已在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蚕食”战略,而遏制中国共产党向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是其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西藏如果被中共控制,就会成为中国向南亚“渗透和颠覆”的基地,因此,必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于是,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变。

  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大使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先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不久,这位大使更露骨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控制西藏将影响美国在全世界与共产主义对抗的地位。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人的赞同。有人建议利用西藏问题拉拢印度,以便“建立一个反对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蚕食的联合阵线”(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九卷,第1065-1078页)。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诸项建议,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采纳,但这些意见基本反映了以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益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解放前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这一时期美国议员或其他的什么人,却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与“人权”有关的问题。

  1950年初,西藏解放在即,美国国务院即试图通过印度向西藏地方提供军援。翌年,美国驻印度大使致书正在西藏亚东的达赖喇嘛,劝其不要返回拉萨,应该立即试探向笃信佛教的锡兰请求“政治庇护”,还建议他派遣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向联合国提供呼吁”(《1951年美对华对韩外交关系》档案,转引自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5月1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重申支持西藏昀立场,要达赖喇嘛公开发表声明,否定并谴责中国共产党宣布的十七条协议,同时还要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以此作为美国支持、同情西藏的先决条件。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南边防,颇感不安。杜勒斯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对人权作最大贡献。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把联合国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讲坛,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直接插手西藏问题。他们召募、训练、装备并秘密投送了“反共的西藏难民”进入藏区,策划了四川等藏区的叛乱,以期助长一场“游击战争”。1958年,在西藏空投大批武器。美国政府还在本国科勒拉多州秘密设立一个训练藏人中心。一直到60年代,还不断空投武装人员进入我国川青一带破坏公路,袭击运输车队。进入1970年,因美中央情报局“财力支绌,以及干预别国内政过多,精力分散”(《西藏的新生》),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当时的苏联,美国注意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类活动才逐渐停止。

  80年代后,美国政府在加强军事、经济实力地位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尽力举起70年代卡特正式打出的“人权外交”旗号,并把它同对外政治渗透和颠覆活动紧密结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公开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在中美关系上,他们为实现其全球战略,便重新开始支持利用达赖喇嘛等人,展开人权攻势,反共反华。

  1987年9月21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竞为达赖喇嘛提供讲台,散布“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等言论。次日,美国国会佩尔等8名议员联名给中国领导人写信,公然要求我国政府改变所谓“目前西藏的人权状况”。9月27日,拉萨便发生了第一次骚乱事件。同月30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的兰托斯、波特和罗斯等人举行执行会,散发旨在搞“西藏独立”的联名信。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佩尔提出的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并公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11月17日,美国“西藏委员会”甚至纠集一些人就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并到中国驻美使馆门前游行示威。“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直接参加组织了这次活动,一些国会议员还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无端攻击我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甚至公然鼓吹“西藏独立”。12月15、1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正式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

  1989年3月,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又一次挑起骚乱。短短几天,就有24个机关、学校遭到破坏,99个商店、饭馆、旅店被抢被烧,20多辆汽车被砸坏,50多辆三轮车、自行车被焚烧,这难道就是“非暴力的人权卫士”所为吗?打、砸、抢,既非民族、宗教问题也不是什么人权问题。中国政府为稳定局势,作出了一些限制性的临时措施。可是,3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竟又通过了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歪曲历史和现状,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镇压”和“侵犯人权”,公然支持分裂主义分子的暴行,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国际组织插手中国西藏事务。

  尤其是1991年以来,美国官方虽然在口头上和过去一样仍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主张鼓励西藏在政治上独立”,实际上却无视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做出许多违背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事。3月,“美国之音”开始向我西藏地区和北印播放藏语节目。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改变了历届总统对达赖喇嘛避而不见的做法,在私人住所接见达赖喇嘛。以后,美国国会领导人也仿效布什出面会见。17日,美国国会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竟向达赖喇嘛授予奖章。“自由之家”负责人肉麻地宣称:世界上没有像西藏流亡集团“那样执著地追求民主的理想”的,“在过去的40年中”,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使一个受到中国野蛮占领的国家恢复主权、民主和根本的人权”。随后,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5月,美国国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1992年和1993年国务院授权法”,这个法案多处含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更令人气愤的是,它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公然声称“西藏与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的部分地区是被占领国家。达赖是其真正代表”。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布什竟于10月28日签署。至今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西藏的所谓人权问题仍是他们手上玩的一张牌。

  这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议会等在中国西藏问题上不断翻新的脸谱和拙劣的表演,前后比较,耐人寻味,充分说明它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连一位美国妇女对此也看得很清楚,她说,与中国和好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关系不好时,则不然,这完全是“政治两面性”(1987年匈牙利“乔玛学术年会”论文《1860-1960年美国对中国和西藏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大障碍,于是美国自然要以人权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作武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中国。

  四、分裂中国,和平演变的阴谋

  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推行侵略政策,拉拢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凭空造出“西藏独立问题”(“西藏独立”这词在藏文中出现是在近代。1774年,英国间谍和他的主子哈斯丁(英印总督)臆造“西藏独立”时,1913年俄国间谍德尔智搞所谓《蒙藏协定》时,尽管讲“独立”问题,藏文中也无“独立”一词,可见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为“独立”推波助澜,英印政府还两次出兵侵藏,但即使在中国国力衰微之际,也终未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企图以武力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更难得逞,道理很简单,因为西藏是强大中国的一部分,举世公认。少数人骚乱,叫喊是无济于事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看他们没那个本事”。于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少数人便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另辟蹊径,改变手法,抛出了一个“西藏人权问题”,自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事实证明,他们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感兴趣,决非出于道义或对广大藏族人民的同情。今天,昔日的农奴过上了幸福日子,当家作了主人,西方少数人还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为什么?一位外国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只不过把西藏当作了一枚可以摆布的棋子,用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西藏的新生》)。正如中国代表在第44届联大上指出的那样,“某些西方国家在谈论人权问题时,总想以伪善和人道的面孔出现。也常用人权要非政治化这类词藻,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在人权问题上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他们的政治目标最鲜明,他们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他们的人权观和价值观,谁不接受就向谁施加压力,就要审议谁的人权问题。”他们所做的一切,说穿了就是为了分裂社会主义中国,以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从今天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我们也能看出他们所谓“人权外交”的手段之一,这就是试图通过民族、宗教问题,煽动民族情绪,激化民族矛盾,制造事端,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混水摸鱼,以求推行其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达刘用枪炮达不到或难以达到的目标。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早在198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就号召,要动员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间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而西藏”分裂主义集团”正是可以利用的最好力量。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任何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西方少数人应该也必须“尊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至于想以此达到分裂中国和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更是痴心梦想,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经历40年的风雨,社会主义中国仍坚如磐石,就是最好的说明。

  (《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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