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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的过去与现在看西藏的人权

2014-10-15 09:48:05   来源:   作者:李国清
从西藏的过去与现在看西藏的人权

李国清

 
  那些借口西藏人权问题,肆无忌惮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喧嚣,不仅违背国际法规定,也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当今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看看西藏的过去与现在,就可一目了然。

  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旧西藏是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地方

  
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一直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广大农奴则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

  一、在社会政治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西藏地方最高政权机关,藏语成为噶厦,意为发号施令的地方。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处理政务。

  旧西藏地方政府,在法律上,一直沿用西藏奴隶制社会吐蕃王朝“王法”、佛教的教法,元朝和蒙古族的法律以及清朝时期制定的法律。这些法律、法典都反映奴隶主和农奴主阶级的意志并保护其利益。按照法典的精神,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奴隶和农奴,是神的旨意,奴隶和农奴受苦乃命中注定,不能有丝毫反抗。

  旧西藏的法典还把人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分上、中、下三级,即三等九级,“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量黄金”,“上等人杀了下等人,偿命只给一草绳”。

  在西藏地方政府及以下各基巧、宗政府,以至领主头人,都可以办理诉讼案件,大寺庙设有法官,审理僧人中的案件。寺院判决与地方政府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各级政府驻地之下均设有监牢,领主可以在自己的庄园设监狱,大寺庙可以设关押所。封建农奴主阶级对触犯其法典者,施以挖眼、割鼻、割舌、割耳、截手、剁脚,以至戴石帽、站囚笼、关深洞土牢、手指上钉竹签等刑罚,极其残酷。

  二、在民族、宗教方面。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藏族成员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是这个社会中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农奴主阶级包括封建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其人口不及西藏总人口的5%,但掌握着西藏的政权、族权和神权,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生产资料,以及农奴和奴隶用辛勤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农奴阶级包括农奴和奴隶,分差巴、堆穷、朗生三个主要阶层,他们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人口占西藏总人数的95%以上,但是,没有生产资料,人身也分别被各个农奴主所占有,世世代代依附于领主庄园的提地上,被迫为领主进行承重的劳役,还要缴纳各种赋税及人头税。农奴主依靠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可以任意将农奴转让、赌博、抵押、赠送或出卖。不属同一领主的男女农奴要结婚,必须事先征得双方领主的同意,有的要交赎身费,转为另一方领主的农奴。有的由一方领主用农奴交换,有的男女双方隶属关系不变,婚后生的男孩归男方领主,生的女孩属女方领主所有。

  西藏民族普遍笃信佛教。但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佛教被封建统治阶级变成了压迫、奴役广大农奴的精神工县,宗教寺庙逐步成为拥有相当势力的政治、经济实体,寺庙上层僧侣就是三大领主之一。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共有寺庙2700座,僧尼11万多人,寺庙占有的土地占西藏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征收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对农奴进行剥削。寺庙还享有司法等种种特权。在寺庙内部,等级森严,活佛及少数握有特权的上层僧侣,既是农奴主,又是维护农奴制度的精神支柱,占僧尼总数95%以上的贫苦僧尼,则完全听命于上层僧侣的驱使,承担着繁重的苦力,实际上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两样。

  三、在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教育方面,封建庄园制的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民主改革前,西藏的封建庄园分三种,一种是地方政府占有的庄园,藏语称“雄溪”,一种是贵族庄园,藏语称“格溪”,一种是寺庙庄园,藏语称“曲溪”。据1959年6月统计,西藏在民主改革前共有实耕地330万克(一克相当干一亩),几乎全部被封建地方政府、贵族和寺庙所占有。其中地方政府占有128万多克,占38.9%,贵族占有79万克,占24%,寺庙上层僧侣占有121万多克,占36.8%,偏远地方的自耕农仅占有0.99万克,占0.3%。1959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系统共有大小贵族197个,每户都拥有几处至十几处庄园和大量的农奴与奴隶。

  与之相反,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完全依附在领主庄园土地上。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完全依附在领主庄园土地上。农奴和奴隶中的差巴、堆穷和朗生三个阶层的人身依附状况分别是:差巴从领主那里领种差役份地,人身依附在差地上,为农奴主占有,每年都给农奴主支两种差:一是给领主的自营地进行无偿劳动,叫内差:一是对地方政府负担各种差役(即乌拉),称外差。在农奴中差巴占60-70%。堆穷,地位比差巴更低,不能从领主那里领种差役份地,仅可领种极少的耕食地,条件是无偿地为领主的自营地支应劳役。堆穷占农奴的30——40%。朗生即家奴,完全无偿地为领主干活,一无所有,世代为奴忍受着领主的绝对支配。朗生约占西藏总人口的5%。

  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另一个主要手段是高利贷。西藏时期的三大领主几乎都是债主。据调查,西藏地方政府放债的年利息为十分之一,拉萨三大寺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5-30%。寺庙放债的利率,钱为30%,粮为“借四还五”。贵族放债的利息,钱为20%,粮为“借四还五”或“借五还六”。此外,还有包括劳役、地租等各种名目的乌拉差役。据民主改革前的调查,旧西藏的各种差役中,劳役差占60%,实物和货币差占40%。有80-90%的农奴欠债,其中有30%以上的户欠的是子孙债。

  在文化教育上,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利用宗教的“忍耐忍让、逆来顺受”的说教,从精神上奴役人民,使曾经创造了灿烂古代文化的藏民族文盲率高达90%以上,通晓文字者多为上层僧侣和贵族,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只有两所训练僧俗官吏的所谓学校而且全是贵族子弟。在寺庙也是同样,广大贫苦僧尼实际上既无学习文化的权利,也无信仰宗教的自由。据1944年对拉萨哲蚌寺洛色林札仓调查,近4000名僧人中,竟有80%的人是文盲。

  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阻滞了西藏社会的发展,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苦难。民主改革前人口只有3.7万的拉萨,竟有四、五千乞丐,人口不及1万的日喀则竟有乞丐两、三千。恶性病流行无法控制,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5岁,人口下降,经济停滞衰退,加上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愈发加深了西藏人民的苦难。可见,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根本无任何的民主、自由、人权可言。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权获得了保障

  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原来的农奴和奴隶成了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人民才真正获得了人权。

  一、在政治上,民族区域自制制度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使西藏人民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依照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制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根据西藏实际情况贯彻国家国家法律和政策权利,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不适应西藏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上级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依照国家法律,自主地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自主的管理西藏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保护整理藏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繁荣藏民族文化的权利;有使用和发展藏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权利,自治区的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时,藏族公民有使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和管理西藏地方财政的自治权,以及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经济建设的权利等等。

  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到目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和颁布了60个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婚姻、教育、语言文字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地方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得到确定,一大批民族干部成长起来。目前,自治区藏族干部已达3.7万多人,占干部总数的66.6%。

  在自治区一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71.7%,县级干部中占74.8%,地、市级干部中占69.6%,自治区各级人大、政协、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藏族干部担任。另外,据1989年统计,40年来已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1.7万多人,占全自治区专业技术干部总数的62%。

  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大西藏人民通过自己直接和间接选出的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领导人,行使着自治权利和管理本民族事务和国家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逐步完成了县级直接选举的基础上,自治区召开的第四、五两届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总数,在县人大代表中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全区72个县(市、区)现任人大主任绝大多数都是昔日的农奴和奴隶。

  二、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和平解放40年来,中央在西藏工作中,始终贯彻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培养了大批藏族干部,保障了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力发展了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使西藏贫困落后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鉴于西藏自身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家对西藏的建设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和帮助,其他兄弟省市也从各方面给西藏以大力支持。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如在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对农牧业免征免税等等,扩大了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和农牧民的生产经营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藏的汉族干部和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同当地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为改变西藏的贫穷面貌和保卫祖国边疆,团结努力,艰苦奋斗,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西藏人民从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切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体会到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西藏的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同时也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行了寺庙民主管理和政教分离,从而,实现和保护了包括广大贫苦僧尼在内的西藏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这些权利和自由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但在这场动乱过去以后,党和政府逐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西藏落实了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政策。1980年以来,国家投入巨额资资金,维修寺庙和其他文物古迹。现在已经修复开放寺庙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1400多处,传统的宗教节日已经恢复。1988年。国家又拨出专款维修布达拉宫。为了更好地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治区政府专门建立了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在自治区和7个地、市,建立了佛教协会,还建立了自治区佛学院,开展了佛学研究,佛教经典得到保护、整理和印刷,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受到尊重和妥善安排,如今,广大僧俗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需要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信教群众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设置佛龛、佛堂、诵经祈祷,也可以自由地到寺庙过宗教生活。

  三、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国家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农牧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全西藏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245万亩,扩大到332万亩,大部分农田和许多草场得到灌溉,原始的耕作方式和放牧习惯有了很大改变,结束了解放前无农机、无化肥、无电力的状况。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产条件的大改善,带来了农牧业的大发展。1990年同1952年相比,全区粮食总产量由1.55亿公斤增加到5.55亿公斤。牲畜存栏数由974万头增加到2280万头。农牧业总产值由1.8亿元增加到了7.89亿元,农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30元。农牧民的衣、食、住、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一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现在已有轻工、电力、矿业、纺织、皮革、机械加工、建材等中小型企业263个,并建成了一批开发利用当地资源为主的生产、加工重点骨干企业。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35亿元,工业企业职工总人数2.6万多人,其中藏族职工占60%以上,形成了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职工队伍。目前,全区共建大小电站433座,总装机容量15万千瓦,年发电量3亿度。88%的县建有水电站,32%的乡用上了电。对于民族手工业,国家一直采取了鼓励、扶持和引导的方针。1980年以来,国家扶持民族手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20多个,完成产值达5285万元,可生产1600多个花色品种,不仅满足当地人民群众需要,有些产品已远销国外。

  交通运输和通讯状况大大改善。在旧西藏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运输基本上全靠人背畜驮。解放40年来,国家投资30多亿元发展西藏的交通运输业。现在已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公路总里程达21700多公里,全西藏除墨脱县以外的所有的县和77%的乡都通了公路。建成了从格尔木至拉萨长达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还开通了拉萨至成都、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国内航线,及拉萨至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截至现在,全西藏共建立邮电局120多处,比民主改革前增长135.2%,现在县县通邮、通报,乡乡信件可达。还建起了7座卫星通讯地面站,开通了国际、国内长途自动电话。区内骨干通信网络已经形成。

  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空前发展。西藏的文化艺术从过去只供农牧主统治者享受的圈子里解放出来,走上了为西藏广大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全西藏现已建立起专业艺术团体10个,小型文艺演出队25个,业余藏戏队、文艺演出队150多个。已建立电影发行放映机构82个,电影放映队553个,其中农区电影放映队434个,年译制藏语记录片25部,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农牧民一直享受免费放映电影。自治区首府拉萨已建成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群众艺术馆,各地市建起20多座艺术馆。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目前全西藏已建成广播电台2座,中短波发射台14座,各地、市、县建成有线广播站70多个;建成电视台2座,电视转播台98座,电视差转台19座,用于广播、电视的卫星地面接收站163座,西藏人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40年来,国家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近十年来,大幅度提高了对教育事业的投资,仅1989年,西藏安排教育经费1.8亿元,占西藏当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的15%。国家还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实行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改善办学条件动员其他兄弟省市支援西藏教育,在内地举办西藏学生班加快西藏人才的培养。到现在,西藏已有各类学校2485所,在校学生17.5万人,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已下降到44.4%,适龄儿童入学率由旧西藏的不足2%提高到54.5%。共为社会各行业输送高校毕业生万多人,中专、高中、初中毕业生13万余人,培训、轮训各级各类干部1.5万余人。已建立独立的科研机构17个,有1万多人的科研队伍,279项科研成果先后在区内外获奖。

  医疗卫生状况有可很大改观。解放前,仅有个别医疗机构和极少的私人诊所,而且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广大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医治疾病。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健康极为关心,一直在不断实行免费医疗。40年来,拨专款7亿多元,专门用于发展西藏卫生事业。到目前已在全西藏建立各类卫生机构1000多个,病床5140张,各类卫生专业人员达9000多名,分别是1959年的16.2倍,10.7倍和11.8倍。在各类卫生专业人员中,藏族占77%。由于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西藏的人均寿命已由50年代初的35.5岁延长到65岁以上。西藏的民族人口由1951年和平解放时的100万,增加到1990年的209万,40年增长了一倍多,在西藏地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以上无可否认的事实充分说明,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藏族人民毫无人权可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西藏,藏族人民的人权才获得了保障。然而,为什么国外有些人,有的国家的决策机关,置国际法的基本
准则于不顾,在客观事实面前仍要喋喋不休地叫嚷?这不难看出,他们是借口维护人权来干涉别国内政,并以此作幌子,企图达到对别国施加压力,强迫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这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学习与研究》,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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