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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曲文胜在第五十三届联大六委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发言

2014-10-08 15:43:55   来源:   
中国代表曲文胜在第五十三届联大六委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发言

(1998年10月21日)

 
  主席先生: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以惩治国际上最严重的犯罪是国际社会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崇高理想。冷战的结束,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各国、有关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自1994年起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而付出了整整四年的艰苦努力。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今年夏季的罗马外交大会寄予了厚望,希望罗马大会能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尽快建立一个公正、独立、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

  中国代表团本着认真、务实、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了规约的制定工作。我们始终主张,国际刑事法院应植根于现实,而不是理想。规约应全面正确地体现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法的发展状况,因为只有这样,未来的法院才能够真正经受住时间与现实的严峻考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马大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未能达成协商一致,只能采用表决方式通过规约,规约的某些条款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出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法的发展状况,对国家的正当权益没有给予必要的考虑,因而超出了相当一部分国家所能接受的程度。同时,罗马大会的工作方式未能完全保证各国在平等、民主和透明的基础上参与规约的工作,在一些重要条款的谈判中,大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某些条款根本未经公开讨论,甚至是在表决前的最后一刻才提供给各国代表,使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投票前没有时间仔细研究案文。由于时间紧张,规约最后案文中存在许多应该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这些情况必然影响规约的权威性。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希望国际刑事法院能早日建立,但我们不应以时间紧迫为由而牺牲文件的质量,更不应抛弃民主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们认为罗马大会尽管通过了规约,但其工作并非十分圆满,特别是规约案文中还存在重大问题。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规约做出如下评论:

  (1)关于法院的管辖机制

  中国代表团对规约所规定的法院普遍管辖权有严重保留。这种普遍管辖权对国家司法主权构成直接影响。

  规约第12条规定,只要犯罪地国或嫌疑人国籍国之一国成为规约缔约国或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法院便可对有关罪行实施管辖。该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如果嫌疑人国籍国是缔约国或接受了法院管辖,而犯罪地国、拘留国、受害人国籍国是非缔约国,则法院可根据前者的同意对有关罪行实施管辖,与后三者对该案的管辖权形成冲突,从而构成对其司法主权的干扰。

  第二,如果犯罪地国是缔约国,而嫌疑人国籍国和拘留国、受害人国籍国是非缔约国,法院的管辖权除发生上面所述的法院对后者司法主权构成干扰外,还引发了对非缔约国的国民实施管辖的问题,即非缔约国的国家公务人员或军事人员有可能因其他缔约国的同意而被法院就战争罪或反人类罪提出起诉。

  简言之,任何对有关罪行具有管辖权的非缔约国,均不能以未接受管辖为由免受法院对其正常司法程序的干扰或影响。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对国家主权原则最严重的挑战。暂且不论这种机制在理论上是否站的住脚,其在实践中所能引起的混乱,对国家关系所带来的紧张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切。

  第三,我们还需指出,规约有关管辖权的规定可能造成非缔约国比缔约国承担更多义务的情况。如根据第124条,缔约国可有七年时间选择不接受法院对战争罪的管辖权;根据第121条(5)款,对规约中罪行定义部分的任何修正将不对不接受该修正的缔约国生效。缔约国可以引用上述两条规定而拒绝法院对有关罪行行使管辖权。而对于非缔约国来说,只要有关罪行的犯罪地国或嫌疑人国籍国中的一国是缔约国或已接受法院的管辖权,它却不能以上述两点理由拒绝法院对有关罪行实施管辖。

  第四,规约第11条与第12条的规定存在冲突。根据第11条(2)款的规定,法院只视规约某一缔约国生效后发生的罪行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已声明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但根据第12条的规定,即使某国未加入规约又未声明接受法院管辖权,只要犯罪地国或嫌疑人国籍国是缔约国或已接受法院管辖权。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究竟是以哪条规定为准呢?

  (2)关于罪行定义

  关于战争罪,中国对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行列入法院管辖权持有疑义。因为目前国际法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规定尚不完备,《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与第一附加议定书相比是相当弱的,其中的某些规定是否已具备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尚有争论。而且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已大大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

  关于反人类罪,根据习惯国际法,该罪应发生在战时或与战时有关的非常时期。从目前已有的成文法来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前南国际法庭规约均明确规定该罪发生在武装冲突中。而目前的规约则没有规定该罪与武装冲突相联系,改变了该罪的重要特征。在反人类罪具体行为的列举上,又远远超过了习惯国际法,加入了大量的人权法内容。因此,规约中的反人类罪是“旧瓶装新酒”,借用了该罪的名称,其实质内容已完全与习惯国际法上的反人类罪不同了。中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目前要建立的不是人权法院,而是惩治国际上最严重犯罪的刑事法院,增加人权的内容,会使人权案件泛滥,削弱法院惩治最严重犯罪的职能,从而背离建立法院的宗旨。

  关于侵略罪,规约在处理上存在着含糊之处。我们不反对在对侵略罪进行适当定义的前提下将该罪列入法院管辖权。但是,目前规约在没有制定侵略罪定义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将该罪列入,实际上既不能使法院马上对侵略罪行使管辖,同时又使侵略罪定义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这一做法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3)关于选择接受管辖的方式

  相当多的国家赞成一种机制,使国家在成为规约缔约国时可选择是否接受法院对全部或部分罪行的管辖权。中国代表团始终认为,这一机制应是国家接受法院管辖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各国对法院管辖的罪行或罪行定义有争议的情况下,应该给予国家选择是否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罗马规约中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无疑是新的立法或增加了新的重要立法内容,对任何国家都有一个重新接受的过程。但是规约第12条(1)款否定了国家选择接受管辖的方式,第124条虽然对战争罪做出了一个临时安排,但也从原则上否定了选择接受管辖的方式。这将使相当一部分国家虽能够接受法院对一项或两项罪行的管辖权,但由于对某项罪行的部分定义有保留,而不能成为规约的缔约国,这将使许多国家对规约望而却步,使法院的普遍性受到损害。

  (4)关于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规约中有关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规定是另一个有严重争议的问题。该项权力的问题在于:第一,规约第15条规定,检察官可根据涉及法院管辖内的犯罪情报自行开始调查。该项规定提及的“情报”未加任何修饰,是罗马谈判中的一项妥协,但其中包含的“任何来源情报”的意思却没有弱化。这使得个人、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有权向法院提交案件,实际上享有与缔约国和安理会几乎同样的启动法院管辖机制的权力。其结果将使法院面临来自于个人与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指控,而无法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对付国际上最严重的犯罪。第二,根据这些情报由检察官个人决定开始调查程序,意味着检察官权力之大,能够直接影响或干扰一国的司法主权。为防止检察官权力被滥用,规约设置了预审分庭的监督平衡机制,问题在于这种机制是否有效。中国代表团认为,应在预审分庭的法官或预审分庭的法官与检察官之间体现出法系、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多样与不同,真正地起到平衡与监督作用,但规约没有相应规定。因此,预审分庭法官与检察官有可能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法系、同一政治与文化背景,预审分庭的平衡与监督作用将大打折扣。

  (5)关于补充性原则

  补充性原则是建立法院的根本原则。在多年的讨论中,各国已达成共识,即国内司法系统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或可预见的将来,都将在预防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国际刑事法院只能在国家司法体制瘫痪或无效的情况下起补充作用。但是,规约的一些条款却很难体现补充性原则,相反,法院似乎成为凌驾于国内法院的之上的上诉法院。如规约第17条规定,法院可对任何国家,包括非缔约国进行的司法程序作出判定,确定其是否有意包庇罪犯或审判不公正,并依此可再行使管辖。换言之,规约赋予法院对国家司法系统和司法程序进行判定和推翻国内法院判决的权力。更有甚者,规约中判定一国审判不公正或有意包庇罪犯的标准十分主观与含糊,如第17条(2)款,即使是国家正常的司法程序也有可能被判定为不公正或有意包庇罪犯,这一规定很有可能被从政治上滥用。中国代表团在罗马期间曾为争取一个更为客观的标准而努力过,但最终未被采纳。

  主席先生,

  罗马规约存在着上述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深的遗憾。上述问题不解决,将不可避免的阻碍各国批准或加入规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规约的权威性与普遍性。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不应回避,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民主与透明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中国代表团愿为解决这些问题,为促进规约的普遍性与权威性作出努力。关于本届大会就本项议题所作的决议,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是平衡的,应客观准确地表述各方面对规约的评价,而不应只反映一个声音,一种意见。

  关于预委会的工作,中国代表团一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规约制定过程中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特别是不能因时间紧迫而牺牲文件的质量,不能以理想代替现实。中国代表团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积极参与预委会的工作。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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